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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国之臣”：崇祯朝言官述论 蔡明伦 （湖北师范学院 历史系，湖北 黄石，435002） [摘要] 崇祯朝，在明末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影响下，言官严重腐化蜕变，对明朝灭亡产生了推波助澜的恶劣影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终成为亡国之臣。不过，明朝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其根本症结在于君主专制制度。 [关键词] 崇祯朝；言官；思宗 明思宗朱由检在明朝灭亡前夕曾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1]（卷100，崇祯十七年三月壬辰），把亡国的责任都推到诸臣身上。关于明朝灭亡的责任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多从思宗的性格、用人等入手，批评思宗对明亡的影响①，而鲜有从官僚群体的角度立论的。本文拟从言官这一特殊的官僚群体出发，探究其蜕变对明亡的影响，以及言官成为亡国之臣的深刻原因。 明代言官由给事中和御史组成，明人又称之为科道官、台省官等。这是一支人数众多，活跃于朝廷内外的官僚队伍，拥有广泛而重要的职权，诸如处理诏旨章奏，考察官吏，规谏皇帝，左右言路，参与议政，监察礼仪及中央官属，以及视察地方军政，监察外官等[2]。在明代中央部门中，科、道与 翰林、吏部一起，“以其极清华之选”而被称为“四衙门”[3]（卷10，遍历四衙门），因而言官有很特殊的政治地位，秩低而权重。明代健全和完善言官制度，是想利用言官来规谏君德，驳正违误，纠劾奸佞，澄清吏治，缓和社会矛盾，从而维持明朝的长治久安。遗憾的是，明中后期言官群体不断腐化变质，至崇祯朝成积重难返之势，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思宗纵然励精图治终成亡国之君，而言官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亡国之臣。 一 思宗即位后，面临的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危机，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作为一个一心想做中兴之主的皇帝，思宗锐意求治，宵衣旰食，勤于政事，力图挽狂澜于既倒。为此，他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选贤举能、整顿吏治是他刷新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把持言路、会推官员、澄清吏治的言官，便成为思宗推行新政的倚重力量。然而，言官的蜕变使该群体中杰出的人才寥寥无几，因而思宗很快就失望了，深感人才匮乏：“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议不清，武将骄懦而功不奏”[4]（卷79，甲申之变），于是便走马灯似的更换大臣。虽然 ———————— [作者简介] 蔡明伦（1971－），男，湖北仙桃人，湖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明清史。 崇祯朝不乏忠正清廉的言官，但在整体上却是腐朽堕落的，呈现岀一番末世景象，其种种蜕变表现，最终成就一代亡国之臣。 其一，敷衍塞责，明哲保身。身受国家养士之恩，言官应该恪尽职守，忠贞报国，尤其在多事之秋，更应该挺身而出，以国家大局为重。但此等壮举是给事中陈启新无论如何做不岀来的。崇祯九年八月初，清兵入塞，陈启新被派前去驻守山海关，但他到任后，却因怕死而闭门不出。为搪塞公职，陈启新上疏时尽说些鸡毛蒜皮、不着边际的话，对关乎国计民生、兵马钱粮的大事则绝口不提。当时就有人警告他“一味真方假药，恕己责人，寻人小疵，搪塞了事”，会被皇上看破，到头来“讨不得个明哲保身”，后果如其言[5]（笔记上，崇祯，P14）。在前线的言官贪生怕死，敷衍保身，在朝诸言官，也大多缄默取容，金口难开，而且言官品阶越高，保身的倾向越明显，何以如此呢？“大抵散员迁至都谏，则视京卿为掌中物，得失交战，故所言必少必平。间奉旨条陈，则又独后，官前而言后，罔愧也。”李清在升任左给事中后，一年上了十次疏，这本是份内之职，却被老于世故的抄写奏本的官员劝阻说太多了，李清很奇怪，对方解释说：“散员以月谏，左右都以季谏”[5]（笔记中，崇祯，P74）。作为言官的高级首领，一个季度只上疏一次，不以为耻，反视为惯例常规，依此可窥言官塞责保身之全貌。 其二，贪污腐化，士气衰陵。明末官场腐败，吏治污浊，大小官员贪污受贿，风靡一时。肩负澄清吏治重任的言官自身难保，成为整顿吏治中的“抹布”——只要他人干净，不管自己污名。对于言官队伍中的贪污腐化行为，圈内人士看得更清楚。崇祯初年，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以自己出身县官而今为言官的经历现身说法，认为县官为行贿之首，而给事中则为纳贿之魁，每当州县官进京，京城的言官号称开市，视此为捞钱的良机[1]（卷89，崇祯元年七月辛酉）。对于国家给予言官会推、大计官员的职权，言官不仅没有举优惩劣，反而利用职权，大肆“设租”，谋取私利。户科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自从当上言官后，“从不守科发钞，非匍匐政府，则奔走吏部，以除奸扶正为名，卖官纳贿为实”[5]（笔记中，崇祯，P48），每当遇考选诸人进京，必定登门索要钱财，如果需索不饱，甚至连夜叩门进行恐吓敲诈，吓得某些州县官赶紧倾囊而出甚至卖了袍带去行贿讨好[5]（附识中，崇祯，P209）。此等败类充斥朝廷，吏治怎不更加败坏，明朝怎不灭亡。 明代历史上曾出现过众多刚正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