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会学第三版主编朱景文.ppt

（四）体系的稳定性 对于美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债务案件的下降，卡甘（Robert Kagan）主要归结为两个原因，即法律的合理化（legal stabilization）和体系的稳定性（systemic stabilization），对于法律的合理化已经做了介绍，这里再介绍一下体系的稳定性的影响。 在卡甘看来，体系的稳定性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抑制诉讼的因素。所谓体系的稳定性，是指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发展，改善了那些导致个人冲突的情形，提供了更多的集体行政救济措施（相对于诉讼的个别救济而言）。 （五）诉讼率的变化轨迹和侵权案件的循环理论 格兰特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人口范围内，每一种案件的数量变化都会形成自己特殊的轨迹（career）。格兰特分析了几种案件类型的变化轨迹后指出，不同类型的案件集合按照不同的速率上升或下降，对于所有的诉讼来说，则不存在统一的或普遍的上升或下降运动。 此外，格兰特还分析指出，每一种特定类型的侵权案件的数量都会有一个先上升然后下降的变化曲线，并借用另一个学者的提法，将此称为“大规模侵权案件的循环理论”（cyclical theory of mass torts），并具体以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石棉案件和烟草案件为例说明了这种循环变化。 第三节当代中国民事诉讼率的实证研究 一、我国民事诉讼率变迁描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事诉讼率变化的两个特点： 第一，民事诉讼率总体上呈快速增长趋势。 第二，诉讼率的增长并不是线性的，存在阶段性和波动性。 民事诉讼率的这种变化，包含着丰富的信息，从中可以提出多方面的问题，这里仅就两个问题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1）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和民事诉讼变迁的关系； （2）我国当前的民事诉讼率水平和西方国家的差异分析。 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现代化发展对民事诉讼变迁的影响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可以看成是有步骤的、稳定的现代化进程，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在政策上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而且从实际进程来看，也体现为一个现代化特征逐步加强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前面所描述的民事诉讼率的急剧变化，因此，对现代化发展和民事诉讼率变迁的关系进行经验考察，可以在我国的特殊环境中检验西方学者提出的解释理论。 为了对二者的关系进行的定量的考察，需要确定能够衡量现代化发展程度的指标。在这里利用比较简单的指标，因为这里的讨论并不要求准确地衡量现代化的程度，只要能够大致地确定现代化程度不断增长的趋势即可。 指标简化为四个：（1）人均GDP。（2）工业化水平，由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和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来表示。（3）城市化水平，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表示。（4）居民生活质量，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 对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现代化发展和民事诉讼率变迁的关系，可以概括出这样的两点结论：（1）从总体上说，现代化程度和民事诉讼率都呈增长的趋势。 （2）从具体变化过程的各个阶段来看，二者的变化存在一定的差异。现代化的四个指标变化一致表明，我国的现代化程度不断加强。但是，对民事诉讼率来说，增长趋势仅仅持续到1997年，1997年以后，增长变得平缓，甚至在1999年以后，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单纯从民事诉讼率变化曲线的形状来看，我国的变化大致印证了功能理论中的曲线关系命题，此外，现代化发展和民事诉讼率变化中的波动现象似乎在一定程度印证了功能理论的第三个命题，即特殊事件的影响。 结合有关现代化发展的理论，我们可以进一步解释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对民事诉讼率变迁的这种影响。 首先，现代化的各项特征都有促进诉讼率增长的作用。 其次，在现代化发展的中后期，现代化程度持续增强，而民事诉讼率没有继续增长，甚至有下降的趋势，这说明，在现代化的特征要素之外，还有一种因素在发挥影响作用。失范现象也有促进诉讼率增长的作用，因为失范意味着更多的纠纷和争议，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正好体现了上述变化。一方面，各种现代化特征要素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失范现象前后经历了一定的变化。 三、差异解释 我国诉讼率水平总体而言是比较低的，具体地说，我国的民事诉讼率大致只有美国的二十分之一，英国的十五分之一，联邦德国的十分之一，和日本、西班牙等少数几个国家的水平比较接近。 从理论上说，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源自两个方面：一方面，西方国家经济发达，交易数量大，因此出现纠纷的可能性大，导致较高的诉讼率；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民众更好讼，更愿意将冤屈或者纠纷提交法院解决。 而更好讼的原因，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前面曾介绍的“文化理论”，另一种则是制度的解释，即由于制度设置方面的原因，使得在我国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的途径不通畅，司法的权利救济不充分，导致人们较少选择诉讼方式，从而形成较低的诉讼率水平。 对于导致这种差异的确切原因，这里可以通过分析中国和美国的差异及其形成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