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行走,就没有诗圣杜甫.docx

近代法国哲人伏尔泰说“生命在于运动”，宋朝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曰“诗穷而后工”。当穷困与运动在一个诗人身上交集时，便成就了一位悲天悯人的伟大诗人——诗圣杜甫。杜甫一生，追求仕进实现政治理想的道路荆棘丛生，充满坎坷。35岁以后，在长安多年求官不得的待业状态，得官之后不久即被迫辞去，加上安史之乱爆发，关中京畿地区闹饥荒，粮价飞涨，杜甫一家的经济状况日趋恶化。华州（在今陕西）弃官之后，挈妇将雏踏上漂泊的道路，先后在秦州（在今甘肃天水市）同谷（在今甘肃成县）、成都阆中、夔州（在今重庆奉节）瀼溪东屯等地落脚。其间虽然也有成都、夔州两段相对安定的生活，但总的来说，是充满艰辛的。 与艰辛相伴的是，险象环生。杜甫的后半生，至少有过如下四次差点丧命的经历： 第一次是逃出围城。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与河北保定之间）起兵反唐，十二月攻下东都洛阳。次年六月攻破潼关，进逼长安，唐玄宗仓皇西逃。天宝十四载十月才得了个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个从八品下小职位的杜甫，先是避难奉先（今陕西蒲城），继而携家往白水（在今陕西东北部）投奔在那里做县尉的崔氏舅舅；接着，又由白水取道华原（今陕西耀县）前往鄜州（今陕西北部富县）。走到三川县时，听到肃宗李亨在灵武（在今宁夏自治区）继位的消息，立即将妻子儿女寄居在三川朋友（可能是孙宰）那里，自己经芦子关赶往灵武。不料，中途被安禄山军队捉住，押至长安。被困长安近十月后，翌年四月，自金光门偷出长安，走偏僻小道，终于抵达肃宗行在（朝廷临时驻地）凤翔（在今陕西西部宝鸡、凤翔一带）。 从安禄山叛军占领的长安通往唐肃宗行在灵武这一路，决非平安大道，而是危机四伏，随时有丧命的危险。其间情形，杜甫事后所作的几首诗歌有所叙述。《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一有“雾树行相引，连山望忽开。所亲惊老瘦：辛苦贼中来”等句；其二有“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之句；其三有“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之句。《述怀》有“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等句。显然，这是一条需要翻山越岭、充满危险的道路。这一路的辛苦、危险，凸显的是杜甫忠君之心。自然，李唐王朝对杜甫也有所表示，封了他一个左拾遗。品级虽然不高，只是个从八品的芝麻官，但是属于近侍之臣，拾遗补缺，有机会直接影响王朝、皇帝在军国重要事务上的决策。 第二次是疏救房琯。左拾遗没做几天，就发生了一件倒霉事情：宰相房琯因为门客琴师董庭兰收受贿赂替人买官，也因为兵败陈涛斜（杜甫《悲陈陶》诗“四万义军同日死”说的就是房琯担任总指挥的这一次战役）——史书上说肃宗并没有因为这次兵败怪罪房琯，恐怕那只是非常时期的表面文章，肃宗内心其实是恨之切齿的——被罢相论罪。刚上任的左拾遗杜甫挺身而出，上书为自己的布衣之交房琯说情，罪细不宜罢免大臣云云。结果，惹怒唐肃宗，诏令三司推问（御史台、刑部、大理寺三大部门会审）。看架势，问他一个死罪也不是没有可能。所幸，宰相张镐、吏部尚书韦陟等有意袒护杜甫，称其议论房琯之事，虽然言辞过激，但未失谏臣之体，不宜深究。最后，仍保留了杜甫的官职。当然，从此以后，肃宗也不再愿意听杜甫的意见了，“帝自是不甚省录”。这里，我得说几句关于宰相张镐的话：跟替杜甫开脱同一年，张镐因为河南节度使闾丘晓接到驰援睢阳的命令之后，按兵不动，致使睢阳陷落，官军覆没，下令杖杀闾丘晓。闾丘晓临死时，以家有老亲需要奉养请求饶其一命，张镐答以“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不准所求。两年前，闾丘晓以著名诗人王昌龄告假回家没能及时赶回，下令将其杀死。单以这两件事论，张镐堪称诗人保护神，值得我们尊敬。 这次因为进谏差一点伤及性命，可以看出杜甫为人两个特点：一是为了王朝大业，敢于犯颜谏诤，不是胆小怕事之辈；二是朋友有难，挺身相救，诗圣是个义气人。 第三次是冲撞严武。杜甫跟严武是世交，交情深厚，杜甫在成都时期，曾得到严武的照拂与举荐（杜甫的“检校工部员外郎”这一虚职就是严武为其争取来的），这都是事实，毋庸置疑。但是，唐宋文献中也有关于因为一次酒后的言语冲撞，严武差点杀害杜甫的记载。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上“严黄门”条云：“杜甫拾遗乘醉而言曰：‘不谓严挺之有此儿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审言孙子，拟捋虎须？’合座皆笑，以弥缝之。武曰：‘与公等饮酒谋欢，何至于祖考矣！’……武母恐害贤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峡。”宋祁《新唐书·杜甫传》：“……（甫）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当然也有一些文献记载中并无严武欲杀杜甫的文字，甚至有说严武对杜甫的酒后失言不以为忤的。例如，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上：“严武少以强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跣袒登其机案。武爱其才，终不害。”五代王定保《唐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