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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Ｐｖ６：中国“新干线” 　　中国在IPv4上已经落后，但在IPv6上一定要成为赢家。一直在寻找跨越式发展良机的中国将有可能因此进入世界互联网的第一阵营，甚至成为被追赶的对象。 　　三年以前，整个产业都注意到了这个机会，但疑虑与观望毕竟占了上风。然而能量从来都在积蓄，三年以后的今天，中国架设IPv6互联网“新干线”的工程终于启动，整条产业链也发生了些许微妙的变化――在一张渐次清晰的时间表下，带有不同利益主张的力量开始集结、变化、渗透，或者加速、或者模糊了“新干线”的未来。 　　 　　IPv6:中国“新干线” 　　 　　这只是一个开端，却意味着IPv6在中国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11月26日，全球著名的IPv6专家再一次聚集在北京的中国科技会堂。在此前后，已传来了众多令人兴奋的消息：到2005年底，中国将建成世界上最大的IPv6网络；连接中国和日本的国际IPv6网络有望于12月中旬正式开通；即便是一直对IPv6“态度不明朗”的美国，也决定在美国军网中全面部署IPv6。 　　种种“萌动”似乎即将化开封冻已十年之久的IPv6。作为IPv4的“接班人”，IPv6能够创造出比IPv4多近1600亿亿倍的地址空间。此前早有专家预计，IPv4地址将很快用尽，那个时间将是2005年。 　　这种紧迫性在亚洲，在中国显得尤为突出。按照IPv4的分配规则，70%的地址已被美国占有，一个美国人大概可以分到10个IP地址。而诺大的中国居然没有一个A类地址，6000多万网民，只有3000多万个IP地址，与麻省理工学院拥有的地址数目差不多。 　　于是在很多人眼里，IPv6成为改变旧规则，重新划定起跑线的绝好机会。 　　 　　IPv6前夜 　　 　　“如果邬院士到美国白宫做这么一个演讲，将会是今年继中国载人航天飞行之后的第二次震动。”全球IPv6论坛主席Latif Ladid表示，他话语中的主角正是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院士。邬院士在11月26日的“中国IPv6应用服务研讨会”上发表了“下一代网络的期待与思考”主题演讲。Latif说，“美国的那些官员要赶上邬院士的水平，至少需要10年。” 　　邬院士原是通讯领域的专家，任职于中国工程院后，与政府、学术界、电信运营商和企业间一直保持着很好的交流。作为国家CNGI项目（国家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专家委员会组长，他所领导的专委会在推进IPv6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而被外界称为“超脱的、相对中立的政府智囊机构”。 　　CNGI项目在早些时候已被提出，随着包括信息产业部、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和中国工程院在内的八个部委联合发起项目招标，尤其是十四亿发展资金的基本到位，CNGI掀起了业界对IPv6的热情。 　　在中国电信、网通联合中科院、中国移动、联通、铁通以及赛尔网（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六家运营商中，尽管各位知情人士都不愿透露具体是谁拿到了五个节点，谁又拿到了七个节点，不过至少可以确定的是有了“2005年底建成一个覆盖全国的IPv6网络”这个明确的时间表。 　　其意义正如Latif所说，“现在对于IPv6来说，时机已经成熟。”下一步，各大运营商面向各大设备厂商即将进行的二次招标将会掀起新一轮的高潮。尽管这一切算不上突如其来，但对比“三年延迟，十年探索”过程中对大规模升级IPv6时机的争论不休，这样的状况确实令人欣慰和激动。 　　不过，标准和技术的成熟并不能掩盖其必须面对的如何过渡、如何赢利的问题。中兴通讯公司技术中心研究部数据通信实验室主任吴捷认为，国家推动CNGI，意在把核心设备厂商引入国家骨干网市场，但是还谈不上大规模的建设。另外，杀手级应用总是讨论的中心问题，3G的滞后使其可能不会像众人的期望那样成为IPv6的杀手级应用。 　　但在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正好对应了Latif所说的“人口众多”将成为IPv6最初的“杀手级应用”。华为数据通信产品部涂总工程师说，“从发展的角度看，现在是大规模建设IPv6的前夜。也就是说，现在虽然不会立即大规模升级到IPv6，但采购网络设备必须要求具备支持IPv6的能力。” 　　 　　谁能推动IPv6 　　 　　日本是最早投入IPv6开发的国家之一，但那个时候的开发不是由政府来牵头，而是由不同的参与者，例如厂家、研究所一起研究开发协议和相关的软件等等。他们遵照IETF（Internet工程任务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的规则，有竞争也有互动，在IPv6标准化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 　　正是由于日本在发展IPv6时的“自发性”，使得日本的企业不得不面临“乌龟”和“兔子”的选择问题。“乌龟”和“兔子”是日本两个不同的IPv6研发组织对他们实现同一功能的不同技术或产品所起的名字。不论是“乌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