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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居民的社团参与 摘要：根据2001年在福建省农村的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农村居民参与社团的情况，并据此在理论上进行了一些探讨。作者认为，尽管农村居民参与社团在数量上不如城市居民，但由于农村社团具有更多的自主性，因而更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建构。 关键词：农村社区 社会资本 社团一、研究背景近年来，社会资本理论引起了学术界许多学者的关注。社会资本理论有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一是以林南为代表的个人取向的社会资本理论。在林南看来，资源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拥有的资源，另一种是社会资源。[1]资源是被社会认为有价值的而且能够促进个人福利的东西，它既包括诸如性别、种族、年龄等先赋性的因素，也包括诸如声望、权力等成就性因素。林南把那些“嵌入”于个人的社会网络之中的资源叫做社会资源。社会资源不是个人拥有的东西，而是个人通过其直接或间接的社会联系而从他人那里涉取的资源。与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不同，帕特南所说的社会资本并不是单个人所拥有的属物，而是一种公共物品，为特定的社区或共同体所拥有。帕特南是这样给社会资本下定义的，“这里所说的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2]（P195） 换言之，一个拥有大量社会资本的共同体内，合作更容易出现。在帕特南看来，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意大利公共精神发达的地区，社会信任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伦理道德的核心，它维持了经济发展的动力，确保了政府的绩效。在一个共同体内，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那么，信任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帕特南进一步指出，社会信任能够从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产生。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公民参与网络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的流通；公民参与网络还体现了以往合作的成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模板，未来的合作在此之上进行。帕特南在很大程度上把社会资本看作是社会成员对社团的参与。根据他对意大利的研究，意大利北方的民主运作的比较好，主要原因就是在那里具有众多的横向社团，如邻里组织、合唱队、合作社、体育俱乐部、大众性政党等。这些社团成员之间有着密切的横向社会互动。这些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因为在一个共同体中，这类网络越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共同利益的合作。帕特南严格区分了横向网络与纵向网络，前者是把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力者结合在一起，而后者是将不平等的行为者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和依附关系之中。只有横向的网络才能培育强大的互惠规范，而垂直的网络无论多么密集，都无法维系社会信任和合作。阿尔蒙德和维伯在5个国家进行的公民文化调查也表明，参与社团的公民在政治上更成熟，更有社会信任感。[3]本文研究的目的是测量村民参与各种社团的情况，并分析确定影响村民参与社团的因素。我们调查村民参与的社团包括：共青团、妇联、民兵组织、老人会、企业组织、科技组织、民间信用组织、体育组织、宗教组织和寺庙组织。这里既有“官办”的社团，也有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新型民间社团，还有一些并未正式注册的社团。二、影响农村居民社团参与的因素本项研究于2001年9月至10月进行。样本按多段抽样法抽取，分别在福建省寿宁县和厦门市各抽取5个乡镇，然后每个乡镇各抽4个行政村，共抽取40个行政村。再从每个行政村按随机原则抽取25位18岁以上的村民，共成功访问村民913人。在这913人中，男性占56.3%, 女性占43.7%。从年龄结构看，30岁以下村民占24.4%，31至40岁占28.1%, 41至50岁占23.6%, 51至60岁12.9%, 61岁以上11%。一些研究已经表明，改革之前的中国社会虽然是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但社会成员之间更多的是一种纵向垂直的联系。[4][5] 改革之后，中国各地的社团大量增加，从1979年到1992年，全国性社团已经翻了7番，平均每年增长48%。[6] 据统计，中国目前已有全国性社团1800个，地方性社团近20万个。[7] 与城市社区相比，农村社区的社团的数量则十分有限，参与社团的人数也占人口很小的比例。从表1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参与人数较多的社团是民兵组织和共青团，但占受访者的比例也不过是12.55%和12.38%。其它社团的参与人数都在10%以下，其中相对较多的是寺庙组织、老人会和妇代会，占受访者比例分别为7.16%、6.16%和6.27%。虽然共青团、民兵组织这些社团的参与人数较多，但根据笔者的访问，这些社团的活动却很少，相对活动较多的社团是老人会。因此，农村社区居民参与社团的比例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也低于城市居民。根据调查资料，农村居民中参与社团活动的比例36%，多达64%的被访者未参与任何社团。而且在参与社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