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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资金新流向 　　在发展中国家，资金的稀缺性以及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一直是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不少研究认为，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资金流向与变化不仅显示着政府对资金管制的程度，也表明了金融市场应对政府管制的方法。 　　从已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第一阶段的宏观调控已经基本结束，其成果不小，国内过热的投资增长得到抑制，银行信贷增长放缓。但是，过去一个多月的情况又表明，国内银行信贷紧缩并没有让企业资金断流，也没有出现大批企业倒闭的现象；反之，企业投资还有上升迹象。在中国市场需求的带动下，伦敦金属交易所的价格指数又重回4月份的高点。由此有学者指出，中国经济重新出现了加速现象，9月和10月的投资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快速增长。 　　这一轮的宏观调控之后，经济增长快车道并没有由于刹车而停下来，相反中国经济已产生了对宏观调控的抗药性，这种抗药性直接影响到了4月份以来第一轮银行信贷紧缩的效果。而抗药性的根源就是资金在银行体系外循环，即由于企业不能从银行体系获得贷款只好转向民间信贷市场，而民众面对存款的负利率，愿意把余钱直接借给企业。 　　有调查表明，一些省市的企业，由于银行的信贷收缩，不得不向企业的职工及通过职工向周围的民众借钱。这些民间的信贷活动样式万千、不拘一格：有承诺高息的，如企业向单位职工借贷、给职工25%的利息承诺；有将该发给职工的工资入股的；也有一些企业为了吸纳当地资金，带领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参观考察项目，评估项目风险，然后向这些个体户和私营企业融资；还有企业开工资金不足，于是由建设单位和产品购买企业以预付款形式、垫资或入股的方式来承接新项目。 　　同时，在沿海一些经济发达的省份，如浙江、广东、山东等地的企业信用担保十分活跃。也就是说，在银行信贷紧缩的条件下，当地不少企业开始转向民间借贷。目前，温州的民间借贷利率已上升到12%，广东的借贷利率更是高达20%至30%。而且，越是发达的省份，这种民间信贷越是发达。 　　中央财经大学“地下金融”调查课题组编制的《中小企业“地下金融”活动规模指数》表明，国内地下金融活动规模巨大，中小企业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融资来自非正规金融途径。从编制指数的结果看，全国17个省份平均为35.86，西部6省指数最高，为43.18，中部居中为39.8，东部为33.99；指数排在第一位的是四川，达到67.68，最低的是辽宁，为10.58。据估计，目前大约有1000亿元至1400亿元资金流入非正规金融渠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的经济生活，但是实际的情况可能比我们所观察到的还要复杂。 　　同时，已有数据也表明，尽管2004年以来，国内居民消费出现了恢复性的增长，前8个月累计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达到13%以上，但是由于2003年12月以来，我国的实际利率已连续9个月为负，使得上半年以来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幅持续下降。截至今年6月末，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月末余额为62195亿元，增长了6.2%，增幅比上年底低5.4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储蓄存款累计增加3487亿元，比去年同期少增2317亿元。也就是说，尽管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快于去年，但居民储蓄增长却放缓了。这说明居民的剩余资金可能已经大量流出了正式的银行体系。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这些资金流向的新动向说明了什么？它将对我国未来的经济产生什么影响？政府应该对此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是以往那种对“地下金融”的全面封杀还是因势利导对现行的金融市场制度进行全面检讨。这里我给“地下金融”打上了引号，因为现在应该是为它正名的时候了。 　　大量资金流向非正式的资金市场，说明了我们的正式金融体系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了。在正式的金融体系内没有畅通的资金供求渠道，而这种渠道的不畅通，最大的原因就在于我国的金融市场还没有走出计划思维模式，还没有走出政府对金融资源的垄断。 　　一方面民众手中持有12万亿元储蓄，却找不到好的投资渠道，只能以十分低的收益存入银行，另一方面不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不能够获得它们融资所需要的资金；一方面在国内股市之外，有近几千亿元的资金在等待进入市场，另一方面政府又在千方百计地让合规的资金进入股市；一方面民间信贷市场的资金利率高达20%以上，另一方面政府管制下的利率十几年来却只是向下调整，几乎已经到了最低水平；一方面不少企业融资无门，另一方面一些企业却能够轻易地从银行及证券市场募集到资金，再以高利率贷款给其他企业。 　　也就是说，目前国内金融市场的问题并不是由国内资金的短缺造成的，也不是因为企业的资金需求过大。国内的资金短缺早已成为历史，现在的情况是没有合适的渠道与收益率让资金供求关系联系起来。换句话说，国内金融市场制度上的缺陷，使得金融剩余者的资金不能通过金融中介转移到需求者手中。 　　而这些问题的最终原因都在于政府对国内金融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