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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思考 测绘091 14 范志杰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2010年3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作了《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分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工作回顾，第二部分是主要任务。在观点创新方面，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有不少观点是首次提出的。该报告首次提出了“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等新观点。这些新观点也正是针对当前我国转型期所遇到的最亟需解决的问题而提出的。 2009年12月21日公布的《2008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新进步》报告指出，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监测显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进程由2007年的72.7%上升至2008年的74.6%，但区域差距依然存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进程达到74.6%，本是一件令人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事情。但是，网友“拍砖”的多，“顶”的少，纷纷表示自己“被小康”了。我身边的朋友也调侃说“自己在后边的25.4%里面”，更有朋友恼羞成怒：“一个连房价都统计不清楚的单位统计的东西，你们也信吗？” 实际上，有另外一个数据，可以解释很多中国人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进程达到74.6%不认同的原因。年6月，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透露：“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时代周报》6月25日）如果这个数据是真实的，也就意味着2008年中国30万亿的GDP，99.6%的人仅仅占有了可怜的9万亿。如此大的贫富差距，让74.6%的统计数据失去了真实的社会意义。 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如一个大蛋糕，现在的进程就是说这个蛋糕已经做好了74.6%。但这个蛋糕分给那些人吃的问题没有解决，无论蛋糕做的多大，吃不到蛋糕的人都不会为这个蛋糕唱赞歌。 既然改革牵涉到了最根本的利益分配问题，那么，就得从利益角度入手，为今后的改革树立一个大的方向和旗帜，那就是必须要使改革从权力主导型向权利主导型转型。从权力主导型改革向权利主导型改革转型，既是改革的新转向，也是改革的本质回归，它使得改革的动向从权力本位回归到了权利本位，只有回归到了权利本位的改革才是真正的改革。那么，如何使改革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回归？在很多看来，在中国目前的特殊的政治社会语境下，要想使改革从政府主导的权力本位型改革向民间和市场所主导的权利本位型改革回归，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因为中国是一个有着浓厚的权力色彩和权力传统的国度，这种权力本位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的，尽管中国目前已经处于转型期，但是这个转型期是非常漫长的，它只有在民间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得到全面发育之后才可能得到根本扭转，而正是因为处于社会转型期，也才使得这种权力色彩得不到根本改变。所以，我上面所说的从“权力本位型改革”向“权利本位型改革”回归，并不是说完全放弃“权力”，而是如何在权力指引下，使得改革发挥其正常功能。　　中国要真正实现从“权力本位型改革”向“权利本位型改革”的转变，必须要认识到以下两个最根本性的问题：一是改革必须由现行的政府主导型向市场及民间主导型转变，中国由于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使得过去的那种政府管制模式到现在仍然大规模地存在。中国现在正处于转型社会，在改革方面不可能完全放开，不但没有全面放开，而且还加强了管制。而正是这种强力型的政府管制，才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改革所带来的利益扭曲，因为当权力一旦无限延伸，就完全可能影响某些行业和领域，使得利益分配机制发生扭曲。这是“权力寻租”的结果。事实上，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很多时候，政府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却管得过严。比如对民营企业的放开搞活，对一些非赢利型行业的监管就显得过于严密，使得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步履维艰，而对另一些行业的市场准入上则管得太松，再就是对国有企业的改制管得过于严密，而对国有资产的监管则显得乏力，对银行的监管显得乏力，对改革后的税收管制及财政分配、社会协调显得过于乏力，等等。这种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使得改革本来的初衷发生击极大的改变，甚至出现根本性的转向。我们必须认识到，改革过程中，不是不需要权力，而是要懂得如何分配权力，如何让权力让位于权利。二是改革的权利本位要求在改革过程中及改革之后必须要出台一系列相关的社会协调机制及社会保障机制。这既需要突出政府在政策方面的强制性权力色彩，也必须突出社会群体的利益色彩。尤其是需要在税收政策和财政政策方面下大力气，加强社会分配体制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既要突出市场经济的激励机制和发展机制，也要突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平底线。很多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只单方面强调市场经济的激励机制，突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而忽视社会正义的价值观。他们的理论逻辑是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会解决绝对的社会公平问题。我们必须明白，社会公平问题是一个关系到社会和谐与社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