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方案改革问题意识与价值取向.doc

干部制度改革问题意识与价值取向 桑玉成 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规划并推进我国的干部制度改革，关键的问题是：科学分析并准确诊断我国干部制度特别是选官任官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确立干部制度改革的目标和价值取向。有必要从科学执政的高度来构筑对于干部监督和管理的体制和机制，其核心就是如何形成干部对下负责、即对人民负责的政治原则和制度环境。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专门就干部制度改革作出了部署，提出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善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这既是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更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必须科学地分析和诊断当今我国干部制度存在的问题 在一国的政治体系中，干部制度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在干部制度中，选官任官制度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新中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一大批革命年代冲锋陷阵的将领直接在各条战线担任领导职务，成为新政权体系中的第一批领导干部。改革开放以后，面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干部队伍立即凸显的是老化问题，其含义既包含了一大批干部的年龄老化，同时又意味着干部知识和能力的老化，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当时提出了干部需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问题，同时也提出了后备干部建设的问题。后备干部队伍的建设以及干部制度的改革问题在上世纪整个80年代受到广泛关注。应该说，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上述所谓“四化”的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于是，干部制度特别是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民主化问题被提了出来，所以就有了不少的探索性做法，如公开招聘、公开考试录用、注重民意基础等等。 在干部制度改革已有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新的形势又赋予其新的含义和新的任务。因此，科学地分析和诊断当今我国干部制度所存在的问题，是推进我国干部制度改革的必要前提。 分析我国多年来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不难发现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以官选官的模式”，二是“以人为中心的逻辑”。所谓以官选官的模式是指，在选拔任用干部的过程中，无论其标准、程序、操作规范等如何变化，其核心的问题一直是：对于干部选拔任用具有最终决定权的始终是更高层次的干部，即“上官”具有选拔任用“下官”的决定性权力。在当前党管干部的原则和体制下，党委书记或少数人实际上执掌着这样的决定性权力。所谓“以人为中心的逻辑”是说，在选拔任用干部的工作程序中，是以选“人”作为其一贯的工作逻辑和思维逻辑的，就是说，只要有领导干部的空缺岗位，那么组织部门或党委领导的工作就总是去选拔和任用“一个合适的人”。 这种选拔任用干部的特点在我国特定的体制环境下，发挥着其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如下一些问题，而且，随着一些情况的变化，这些问题在近年来表现得日益突出。 第一，被选拔任用干部的公信度以及认同性不高。如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当前社会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包括道德评价体系在内的社会各领域评价体系也出现重大调整的情况下，在任何组织及其各个层次上，干部的选拔任用往往并不能像过去那样得到普遍的认同。被选拔任用的干部公信度和认同性不高的具体表现有三：一种情况是群众对确定性对象的认同性问题，通常会出现周边群众对被选拔任用的干部产生质疑的情形。第二种情况是群众对非确定性对象的认同性问题。尽管群众对被选拔任用的干部根本就不认识也不了解，但也能产生一种任意性较强的不认同。典型的事例就是不久前舆论普遍对湖北任用一位29岁的某县级市市长的质疑。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第三种情况，党的组织部门或领导部门对已被任用干部的认同状况，近年来也有所降低，具体表现为，在干部被任用一段时间以后，组织部门或领导部门所流露出来的“悔意”也时有产生。 第二，选拔任用干部工作的难度以及与此相关的选拔到合适干部的难度均越来越大。多少年来，我们选拔任用干部的认真程度比过去有所提高，但与此同时，我们选拔任用合适干部的难度却也比过去有所增加。近年来，各级各类机构均存在干部岗位空缺的情况，但却难以及时找到合适的干部人选。 第三，管理干部的成本越来越高。由于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本身不能在规范干部行为方面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以及其他诸如文化、体制等等多方面问题，近些年来，我们管理干部的成本也越来越高。本来，各级各类领导干部毫无疑问都是管理的主体，党和政府需要这一大批领导干部作为党和国家的管理主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围绕我们的组织目标积极工作，以实现我们的宏伟大业，但是，不可忽视的是，这一大批的“管理主体”现在恰恰成了管理难度相当大的“管理客体”。 第四，未能形成干部选拔任用的规范化、制度化的良性运行机制。经过多少年的努力，有关部门在选拔任用干部工作中进行了不少积极的探索，但是尚未形成规范化、制度化的良性机制。譬如说，近年来一些地方为推进选拔任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