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大学电影学考研重难点.pdfVIP

可以说，人道关怀贯穿着郑正秋电影的始终。在为纪念郑正秋诞辰100 周年而撰写的一篇 文章中，夏衍便明确地指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正秋先生不可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的影 响和制约。他为戏剧、电影事业艰辛地奋斗了几十年，有过失败，也有过成功，有过妥协，也 有过突破，但是终其一生，他的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精神是始终不变的。”1 实际上，早在1936 年出版的《现代中国电影史略》里，郑君里就将“社会片”与“人道主义”非常自然地联系在 一起；同时，对郑正秋编剧的影片《最后之良心》（张石川导演）给予如下评价：“作者站在人 道主义的立场暴露宗法的婚姻惨剧，从而希望他们发现天良而自动的提出婚制的改善——这是 改良主义的创作手法之必然的结论。”2 既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郑正秋的社会改良思想，又对 其电影中的人道关怀立场表示适度的认同。 受到西方人道主义、儒家人道思想与民间生活伦理的多重影响，郑正秋电影的人道关怀视 野具有相当程度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并在尊重人、理解人和关怀人的前提下体现为一种与人为 善、同情弱者、打抱不平的仁义姿态与明辨是非的恻隐之心、恭敬之心和羞恶之心。有趣的是， 当这些中西合璧的人道原则出现在郑正秋电影里，并力图诉诸票房之时，往往会呈现出情感的 失控、叙事的断裂与理性的缺位，招致“进步”舆论的鄙薄或非议。然而，依靠编导者的 “道 德感化”或主人公的“天良发现”，毕竟也是一条解决社会上许许多多悬而未决问题的重要路 径，跟鲁迅的搏命呐喊、郭沫若的狂飙激情、茅盾的现实批判等人道主义姿态一起，同为 20 1 夏衍：《纪念郑正秋先生》，《文汇电影时报》1989 年2 月4 日，上海。 2 郑君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载《近代中国艺术发展史》，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 年，上海。 官方网址 北大、人大、中财、北外教授创办 集训营、一对一保分、视频、小班、少干、强军 世纪以来的社会启蒙运动增添了一道不可或缺的刻痕。如果说，相较而言，鲁迅、郭沫若和茅 盾等人的思想启蒙更具民主、科学的理性精神，那么，郑正秋电影的人道关怀视野则具备一种 足以令人动容的情感力量。从郑正秋的创作道白中，便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出自内心深处的 真性情。在解释影片《小情人》的编导动机时，郑正秋表示：“吾未言《小情人》，先言拖油瓶， 先行鸣不平；未行鸣不平，先叹遗传性。人世间，多少不平事，胡莫非‘蛮性的遗传’为之阶？！” 3 而在《替要饭人叫救命》一文里，更是充满感情地指出：“认得我的人不少，知道我的人更 多，我扮叫花子，比一个人家不知道的人扮叫花子，当然惹动人注意的力量要大得多。能够感 动一个人，就是我多符合了一份心愿。我的心愿，就是要替没饭吃的穷苦难民叫叫救命罢了。” 4 为人世间多少不平事“鸣不平”以及替没饭吃的穷苦难民“叫叫救命”，使郑正秋电影闪烁 着人道主义的动人光辉。 从1913 年编剧并与张石川合作导演短片《难夫难妻》开始，到1935 年与张石川、徐欣夫、 吴村等合作导演影片 《热血忠魂》为止，郑正秋电影始终站在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弱势群体 一边，以同情的姿态摹写他们的处境，为他们的悲剧性命运鼓与呼；尤其是对深受“三纲五常” 封建思想之毒害以及社会、家庭、婚姻和爱情之束缚的妇女地位的关注，均已达到前所未有的 广度和深度，因此，郑正秋电影中的女性大多是身处生活底层或社会边缘的寡妇、孤儿、童养 媳、婢妾、歌女、女伶、娼妓、交际花。在这一点上，郑正秋电影几乎不输同时期任何形式的 启蒙话语。《难夫难妻》是郑正秋为亚细亚影戏公司编写的电影剧本，早已在国产滑稽短片“噱 天噱地”的潮流中，显示出针对不合理封建婚姻制度的批判锋芒。即便是对郑正秋与中国早期 电影深表苛责的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难夫难妻》比胡适1919 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著 名独幕剧《终身大事》还早了6 年，内容也比后者有深度。5 3 郑正秋：《以何因由创作小情人 ？》，《明星特刊》第11 期（《好男儿》号），1926 年5 月，上海。 4 郑正秋：《替要饭人叫救命》，《明星特刊》第19 期（《爱情与黄金》号），1926 年12 月，上海。 5 参见柯灵：《中国电影的分水岭——郑正秋和蔡楚生的接力站》，《电影艺术》1984 年第6 期，北京。 官方网址 北大、人大、中财、北外教授创办 集训营、一对一保分、视频、小班、少干、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