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由北大校长推荐制想到蔡元培的教育思想.doc

由北大校长推荐制想到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李文进 自北大提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以来，舆论和网络舆论似乎都对北大校长推荐制很感兴趣，然而赞成的人极少。可以说这场有关教育的社会舆论中充斥的批评声不绝于耳，铺天盖地。我认为舆论背后却反映了民众对这件事物本身认识上的不成熟，反映了我们社会对创新事物还不能持一个相对理性的立场。既然是教育改革就应该允许各种制度的不同尝试，“中学校长推荐制”本身是好的，是想在统考之外多一些招录形式让一些有潜力的奇才、怪才、偏才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到北大来接受更好的教育。 众所周之2009年北京几所中学所推荐选拔出来的学生个个都是很优秀全面的，如马越原、孙文昊等同学，就是不推荐也能考上北大的，这反而让那些真正需要推荐的人才与北大无门，人们一致认为这是让费名额。限于北大所设立的推荐条件是降30分，这实际上和应试教育差距不大。所以具备推荐资格的中学校长仍然是不敢推荐那些偏才、怪才，这便是这场争论的焦点——是推优而不是选“偏”。我想，一方面由于我国应试教育以来学生考到高中阶段如果太偏科恐怕早就淘汰了，所以真正值得推荐的偏才恐怕不太容易发现、另一方面，各校出现的偏才奇才一旦被校长推荐后能不能经受社会的考验。我想这将会成为北大今后要反复考量的问题，至于社会舆论将会成为完善这一制度的助推器。 我们从民众舆论的质疑声中强烈反应了社会对于杰出人才的渴慕形成一种共鸣，这种共鸣选择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时机集中爆发，是国家走向强盛的“福音”。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大国，对于杰出人才的需求，我们国家已经走到了一种求贤若渴的境地、走到了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折点，我们将这种民主的呼声作为回应钱学森生前三问总理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我们的教育成果不是每年要出多少大学毕业生和博士生，而是我们的人才走向市场后能不能救国家之所急、负民众之所望。教育乃百年树人，教育成果不在当下。制定教育改革制度不应以政府的喜恶来定标准，应该将治学权交给教育专家，教育的关键在于能有一套取天下有为之士的长效机制，于是教育独立是当务之急。政府可以更迭，但教育方针不能随之改变。北大之所以是百年名校，得益于首任校长蔡元培奠定的教育基础，是蔡元培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明主管理”的教育方针成就了北大百年名校。这里的“教授治校、明主管理”的前提是让真正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学校（这个问题已经得到有关学者专家的呼吁）。教授的任免要明主化、教授要努力为学生打造良好的明主学风为己任、教授不得担任行政职务，否则“教授治校”就成了换汤不换药的一纸空谈。蔡元培先生考虑到所培养出来的人才要具备综合素质，文理便不能分科。因为我们很难想象科学家对于艺术审美却是糟糕透顶、或者文学家对于科学常识却是知之甚少（这种现象在当下却已经是很显见的现象，有的科学家不懂书法绘画的审美、有的文艺家写电视剧不懂法律常识）。 什么是“教授治校”？蔡元培先生在提到的有关教育独立思想方面更是进一步地阐述了“教授治校”的宝贵意见，最值得我们当今官办教育工作者的思考。蔡元培先生认为：“1：教育要平衡发展人的个性和群性2：教育是求远效的，着眼于未来。3：在政党政治背景下，政权在各党派之间更迭，由政党掌管教育必然会影响教育方针政策的稳定，影响教育的成效。所以他认为教育要超脱各派政党之外”。 论到蔡元培先生提出的“教育要平衡发展人的个性和群性”这一点来说，旨在培养人的创新思维和注重人的个性差异上的共性和特殊性。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的确很难想象一个什么都懂的人在他所学的某一专业上具备高精尖的能力，或者是他能有什么独创性。然而通才我们国家很多，由于他什么都会却什么都不精炼便成了普通人才。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下人人都要考到一个规定的的分数线上才能考上大学，在以分数论英雄的价值观的主导下，似乎考上大学的学生才是成功的，落榜生就是笨蛋，这是很可悲的事情。这是教育失败的根源。实际上我们的大学培养人才多数是所学和所用造成一种“系统不兼容”的局面，民间有句话可以应证，叫着“学习型人才、高学历，低能力”等等。这种应试教育又好比在进行一场美女选秀，只要够评委认为美的标准就都选上，然而他们有没有文化不要紧，其结果恐怕是看上去很美（光有学历没有能力）。我上述几个比喻虽不很贴切，但事实证明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和企业的用人标准患有“水土不服”的顽疾，这是事实。特别是蔡元培先生的第3点提出的“认为教育要超脱各派政党之外”，意思是政治不能干预教育。不然“百年树人”就变成空谈。 我们再看看任继愈先生的观点：“学校培养人现在变成什么？成批的拔尖的也没有（这和钱学森所担心的一样），太差的人也没有。培养人才不像蒸馒头一样，特别是拔尖的人才不是一样的。音乐家特别是数学他离得很远。数学不及格他就毕不了业，没法再发展音乐。过去史学家吴晗、搞文学的钱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