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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日本经济：“广场协议”与形势误判 楼主 搜房网友(过客) 发表于 搜房网 - 西安业主论坛 - 金泰假日花城 “广场协议”１９８５年签订时，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人们的重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以前出版的美、日当代史著作，甚至没有提及这个名称，对协议本身多是“一笔带过”。不过，它们从不同角度提供的有益的背景材料，使我们看到，这一协议确实是战后日本经济的重大转折点。　　近两年围绕国际势力迫使人民币升值问题，人们谈论着“广场协议”给予日本经济重创的历史教训。但较多强调的是，广场协议是美国经济霸主单方面强加给日本的利己行为。这是事实。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当年日本之所以乐于接受这一协议，还与日本当局错误估计形势密切攸关：它对广场协议怀有太多乐观的经济预期以及过度的政治考虑。　　“广场协议”前后日本的大国心态　　日本战后经济经过长足发展，一方面，有助于彻底改善日本社会福利，大幅提高日本国民生活水平，表现出日本民族较高的素质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有助于顺利恢复日本民族的自信心，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另一方面，战后日本搭乘美国“便车”，在美国的庇荫下所取得的“经济奇迹”，却使得日本回避了深刻反省军国主义罪恶历史的痛苦。日本以其外表上的“谦恭”、“忍让”，应付有关国家和人民因遭受它巨大侵害而长期淤积内心的愤懑不平。日本并未正确对待战前长期灌输和宣扬的“大和民族”优越论。在经过战后４０年的和平发展、跻身于一流发达国家之列的情况下，它对待日美贸易摩擦、货币问题的态度发生了微妙而有害的变化，对形势的估计和期待也出现了巨大偏差。　　从１９７５年日本跃居世界汽车出口第一大国之后，日本对美国采取“只许诺、不兑现”的回避外贸摩擦政策，为本国高新技术制造业争得了有利时间。１９８０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７６．６２亿美元，对美出口产品中，汽车已占３２．３％，机械占２７．３％，钢铁占８．６％，精密仪器占５．４％，纺织品已经无足轻重。高新技术产品也开始大批涌入美国，１９８４年电视机、录像机在美国市场占有率为４０．２％，电子计算机占７％，通讯器械占３．６％。美国对日贸易逆差急剧增加，１９８０年为９９．２亿美元，１９８５年为４６１．５亿美元，同年，美国会提出《美日贸易决议案》和《紧急贸易及促进出口法案》，内容是：第一，要求根据３０１条款对日进行报复，第二，规定凡对美出口超过从美进口额６５％的国家，将对其进口产品一律征收２５％附加税。日本首当其冲。而总统里根则把改变日本货币金融体制作为解决美日贸易摩擦的另一根本原则。１９８３年１１月，里根向中曾根提出调整日元对美元比价，实现日元国际化。１９８４年２月，在日元美元特别委员会上，美再次提出全面开放日本金融市场要求：日元国际化，利率自由化，放宽外国金融资本进入日本市场的限制，扩大外资在日本金融市场贸易自由，扩大日本金融和资本市场。核心是，美国要求日元自由升值，缩小美国贸易逆差。　　讵料，美国的这次要求，日本的回应与对１９７１年和１９７３年日元两次升值不同，得到了出乎意外的积极响应。１９８２年中曾根出任内阁首相，１９８３年初访美与里根会谈回国后，对外界强调，“就太平洋两侧的整个地区和平与繁荣来说，日美两国都负有世界性的责任。我们要以密切的合作关系相互协作”，标志着所谓“中曾根主义”正式出台，其核心内容都是世界范围性的：第一，“为建立保障整个西方的安全体系进行合作”，第二，“为世界经济重新取得活力做出贡献”；第三，“为建立南北关系承担力所能及的义务”。　　“中曾根主义”出台并非偶然。早在１９７０年代，甚至１９６０年代（１９６４年）随着日本加入西方“发达国家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日本政界就已经发出了“日本只有争取成为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政治大国，直接参与解决国际重大问题，才能更有效地保持和发展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才能真正成为世界大国”的呼声。　　中曾根在１９８３年七国集团年会上一改日本首相“装聋作哑”、“很少讲话，有时似乎在打瞌睡”（基辛格语）的常态，积极参与对话、交涉，不失时机地展示其大国领导人的姿态。１９８３年５月２８日七国集团将在美国威廉斯堡举行第九次首脑会议。即将与会的中曾根于５月２５日刻意在首相官邸发表专门谈话，称此次会议“比以往任何一次首脑会议都重要”，是“世界经济复苏的里程碑”，日本代表团“要为它的成功微尽绵薄”。此时，他刚刚结束对韩国、东盟国家的访问，信心和劲头十足，似乎他是代表亚洲国家去参加七国会议的。在正式会议上，中曾根更见活跃，２９日发表讲话，宣布日本将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实现以内需为中心的稳定增长，维护世界经济自由贸易体制，通过加强经济政策、经济指标等多边监督制度，将各国经济朝一个方向集中，并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