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侠的历史文化文化诠释.pptVIP

极目古今话短长——中国侠的历史文化文化诠释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侠和侠文化研究是我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分岐较多、研究积淀中大家一致认可的东西太少、深层理论构建与创造肤浅的文化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材料芜杂，史料欠缺；二是游侠自身人格的复杂性、自身性格行为中对立的因素太多，因而不易持论；三是正统社会上层统治者一般不提倡游侠；四是侠文化中文人理想化创研究者理想化研究的成分太多，因而也误人太深。 可见，研究中国侠文化必须树立宏观眼光，从侠的整个历史文化的所有存在出发，从史家立传与文人歌咏的深层社会文化背景和心态中去剖究，或有助于廓清迷雾，剔去陈见、偏见。明确侠及侠文化中所寄托的文人理想化人格和人们的英雄崇拜心理，侠文化的研究方可“柳暗花明又一村”；破除由武侠小说带来的认识的片面性，从社会历史角度深入挖掘侠正义与流氓人格精神的两面，侠文化的研究也才是一个真实的整体。 如果宏观地从中国侠产生、发展演变的社会实际出发，从记载侠的所有文化载体的流变出发，就不难发现，中国侠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包含着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的丰富内涵，中国侠的历史也就是一部侠的历史文化变迁史、一部史家与文人的共建史、一部文人的心路历程史。在这样的历史文化时空中，侠也经历了由游民到刺客，从刺客到游侠、从游侠到武侠的社会历史文化变迁。   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侠自身的发展伴随着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自先秦两汉以迄明清呈现着不同的时代风貌和人格精神，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这一发展过程经历了由史家立传到文人歌咏的漫长历程。因此，将侠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进行研究，不但有助于从侠的实际出发，揭示侠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且也适合容纳史学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广泛内容，使侠的研究更趋合理。 侠的存在是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但侠是一个人们似乎都理解又很难定义的文化名词。伴随着侠的出现，对侠作出诠释的权利首先进入法家和史家，如韩非、司马迁、班固、荀悦等。无庸讳言，这些历史的诠释中虽然不乏史家个人的意义评价，但从总体上看却是一致的否定。从“以武犯禁”的“邦之蠹”到“不轨于正义”；从“杀身亡宗”、“其罪不容于诛矣”的“未流”到“立气齐、作威福，以立强于世”的“德之贼”，大致上代表了史家对侠的批判否定态度，且其运用的评价标准却是惊人相同的理与法。这是史家的立场和观念决定的，而以后史家放弃为游侠立传 ，事实上也是无可指责的。只要认真审视历史实存侠的存在和行为，我们也会认同史家的社会批判性诠释的。  古人对侠的诠释是一个动态的发展变迁过程，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历史到文学再到观念意义的确立过程。 自魏晋六以来，如果不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而是从文化意义上来看，历史的放弃与文学的选择对侠来说是更为幸运的一件事。而侠文化的传承与延续也就成为比游侠活动本身更为重要的现象和事实。崇拜、赞咏游侠的正义人格力量，张扬侠的自由独立、潇洒超迈的行为方式，不仅拉近了侠与普通民众的情感联系，而且使侠成为文人创造的对象和精神上儒侠互补理想人格追求的力量渊源。 侠通过文人的创造，以文化形象而不是以历史实存的面貌进入社会文化领域。从历史实存到文人创造，侠的形象不时徘徊于它本来意义的周围，甚至出现偏离，但文人创造中赋予侠的社会公正、道德、良知等人文精神，使侠不但从历史实存变为一种文学形象，而且从文学形象又演变为超乎道德和法律的社会正义力量。正如冯友兰先生在《新时论》中说：“所谓‘行侠仗义’的人所取的行为标准，在有些地方都比社会道德所规定者高。……‘ 施恩不望报’是道德的行为，‘施恩拒报’即是超道德的行为了。”这也许是两千多年来侠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中永不磨灭的侠义观念。因此，侠的观念和行为是一种道德观念和行为，倾向于从文化价值观念上作道德评价，这是从中国侠的历史文化变迁中得出的一个较为客观的标准，不管侠的行为和观念是不道德的、道德的、还是超道德的。 从先秦文献中有关侠的记载看，先秦文献中有关侠的论述和侠者行为大多与刺客有直接渊源。如前所述，韩非是先秦对侠论述较多的一位，他的论述是研究侠最重要的文献资料，其《五蠹》篇所言“侠”，已完全具备武的技能和行刺犯禁的行为以及依附于人主的身份，即所谓“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的“私剑者”或“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的“带剑者”。 另外《人主》篇也说侠“离(丽)于私勇”。又在《六反》篇中进一步剖析其行为道：“行剑攻杀，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则完全是刺客行为。韩非关于侠的论述，虽从法制观念出发，但却反映了当时侠的存在形式(群侠以私剑见养)和行为(行剑攻杀、活贼匿奸)及侠作为当时社会普遍尊尚的一种价值观的社会实际。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