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的司法组织.PDF

澳門的司法組織 343 344 《行政》，第四册，第十二期，1991 N0.2，345－353 論澳門立法自治的形成及其範疇 JoséMagalhães ＊ 經過多年對澳門立法體系的思考，對目前司法領域的種種局限性形成了一些 嚴峻的看法。現在終於到了對之做一個認眞結論的時候了。 一方面，對澳門機構立法能力的限制源於《澳門組織章程》和葡萄牙共和國 憲法的含糊不清的槪念。 另一方面，葡萄牙共和國一直沒有在立法領域採取有助於本地現行司法格局 現代化的擴充性和適用性措施。有限而又不太透明、缺乏成果的辯論，周期性地 加劇了停滯不前的狀况。 隨着《中葡聯合聲明》的生效，這種狀况變得愈加不能忍受。五月十日的第 13／90 號法律對《組織章程》所做的第二次修訂，儘管姍姍來遲而且其所賴 以獲得通過的一致性遠不能驅散非常敏感的異議，但對排除障碍、確立合理明確 的戰略、建立起實施該戰略所必需的司法和政治條件，做出了卓絕的貢獻。它結 束了盲目的徘徊時期，開創了一個新的時期、一個至少會把所有的時間用於實現 旣定目標的時期。 目前正是討論這個新目標的輪廓和爲其提供條件的諸因素的大好時機。爲此 ，撰寫了本文，其宗旨是以下三點考慮。： ——描述司法本地化進程規範的形成，對其固有的制定過程的不同階段進行 必要的重新劃分（對這一點的認識，絕不意味着要對立法工作的寥寥無 幾的參與者加以限制）； ＊葡國國會議員，國會權利、自由及保障委員會成員 345 ——評價葡萄牙共和國機構和澳門機構之間立法權分配新藍圖的內容； ——衡量澳門立法自治的方向、輪廓和范疇，考查對其規範產生分歧時源於 《組織章程》的解決辦法，進而探討對憲法性和合法性監督領域的闡釋 在司法機構日益增長的自治力量的現狀和其可能的演變中所帶來的某些 後果。 一、新戰略：“本地化” 共和國議會通過的重要變革是使關鍵領域的立法工作本地化，讓澳門自己的 機構負責進行面向1999年的必要改革。 我們所依據的原則，是葡萄牙、澳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本世紀末之前（並 延續到二十一世紀頭幾十年）在澳門建立一個“高度自治”體制的共同意願。 我們還考慮到，只有立足於澳門而不是里斯本，才有可能成功地駕駛能聯結 新與舊、聯結過去與未來的“千項改革” 當然，我們還企望葡萄牙共和國各權力機構間進行有效的合作，期望所有這 些機構與澳門機構間建立良好的合作，使有關澳門命運的承諾得到嚴格遵守，充 份保証1 999年12月20日權力的和平交接成爲可能。 導致法律確認這些新目標新方法的理由和行動是多種多樣的。 我認爲，這些新目標新方法對勢在必行的解決辦法的形成具有巨大的價値和 力量。對1976年的《組織章程》生效的十幾年所做的評價，對堅持沿着這個 方向走下去是過於苛求了。經過十四年所得出的結論是，所有針對有爭議題目的 重大改革，均得通過共和國法律加以實施。事實上，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沒有 一項改革是這麼做的。 隨着時間的流逝，澳門法制在兩方面變得僵化起來：一方面，它變成了一個 東方博物館，從中可以覓見仍在運行的各種遙遠年代的葡萄牙舊法律的遺迹，猶 如一個車輛博物館，而在很多情況下，葡萄牙已經用噴氣飛機取代了車輛；另一 方面，由於對葡萄牙現代法律視而不見，與風靡於太平洋地區的眞正的法律漩渦 之間的帶有危險性的距離便日益加大。在“普通法”迅速擴張的影响下，要在遠 離澳門一萬八千公里之處，對所必需的改革的核心內容加以確定，事實上是對在 世界未來具有擧足輕重影响地區所幸存的唯一歐洲大陸法系判處迅速和不留痕迹 的消亡。 立法者明智地選擇了生存：開始複審憲法，作爲《組織章程》更新的突破口 ；而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