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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家 民 风 民 俗 录 对土司制度的记述 土司制度是一种军政合一、寓兵于农的封建世袭制度。土司王为最高军事长官，统辖“营旗”建制：营为土司的正规士兵编制，司拥有前、后、中、左、右五个营，中营最为重要，通常由应袭长子率领，其他四营则由境内大姓或土司亲属、心腹担任首领；旗则为土司寓兵于农的一种军政合一组织，凡司民，均编入旗内，按地域共划分为旗，每旗少则四五十户，多则百余户；旗长又称旗头，战时率旗内壮丁出征，平时则管辖民户，收取租税、差发徭役。旗内土民有事则调集为军，以备战事；无事则散处为民，以习耕凿。土兵训练极严，司城有校场和阅兵台，地势宽敞，土兵常于此博射演武。多利用“赶仗”（狩猎）之机，结合进行军事训练。“其兵皆素练习，闻角声则聚，无事则各保关寨。盔重十六斤，衬以厚絮，如斗大；甲重三十斤，利箭不能入。火枪打百步。 出征前，举行仪式：“系牛于神前，以刀断牛首卜胜负，牛进则胜，退则败，而复进者先败而后胜，以此为验。土兵战前逃脱，斩其手足，战时畏缩不前，则斩首”。 得俘问三声，不降，则杀而葬之，曰义士也。降则缭其足，令种田，期年而后释之，编为客兵。因此，土兵极为强悍勇猛，多次为朝廷征用。 土司是至高无上的土皇帝，自称为“本爵”，部属和土民称其为“爵爷”，其府衙为“爵府”。土司之父、母、妻、子女等亲属，均不能直呼其名，土司之妻为“夫人”，妾为“姑娘”，幼子为“官儿”，女儿为“官姐”；无官职成人子弟统称为“舍人”，土司自行任命的官职有以下几种。 总理，亦称旗鼓。土司衙门最高官员，“国有征战，则为大将，生杀在掌”，一般由土司同胞兄弟担任；家政，次于总理一级，亦由土司同胞兄弟担任；舍把，或干办舍人，从事具体事务的官员，如处理文字诉讼，上京城或者州府走差等，一般由支庶兄弟担任；旗长，亦称旗头，或土司军队的基本单位头领。旗长官，一般由土司支庶兄弟或本地大厦姓有威望者担任；亲将为土司的贴身侍卫，总爷，土司子弟担任官职人员的统称；峒长，数寨或一个大寨称峒，设峒长；寨长，一寨之长，峒（寨）长均负有征收税赋之责。 土司旧制，舍把以上官员才准予审现民间诉讼：土民有罪，小则知州治之，大则土司自治；若客户过犯，则交付土司治办；民间纠纷，审理之前，不论案情，原告被告均须向土官送礼，若无钱财贿赂，有理也不能胜诉。审断后，胜者必送礼谢恩，败者亦送银钱赎罪，家穷无力出办者，即没收其家产，折卖人口。不少土民因此沦为土司家奴。 《容美纪游》中关于土司制度形制的记述，表明当时容美土司是以封建领主制为主体，兼有奴隶制遗留成份，残存着原始社会末期的遗痕旧迹——如初夜权、群婚现象、军政合一，兵农一体的社会组织结构等等。单就其刑规法制而言，就有斩首、宫型、断指、割耳、杖责等等。 土家薅草锣鼓 薅草锣鼓，是土家人创造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劳动艺术形式。 在历史上长期兵农合一的土司制度下，形成了鼓歌而战、鼓歌而作的习俗。 薅草，是一种适宜集体做作，也易于形成群体氛围的劳动形式；薅草的动作，也与作战用矛的动作大体相似，因而以战功闻名的土家人，就相互用换工的方式，把单户的薅草劳作，变为集体劳动，并借用鼓歌而进的作战方式，在田间击鼓而歌，以鼓舞劳动士气，提高劳动效率。这样，薅草锣鼓这一劳动艺术形式，就在土家人的田间地头产生了。 长阳《竹枝词》是这样记载薅草锣鼓的：“换工男女上山坡，处处歌声应鼓锣。劝君唱歌莫轻薄，那山听到这山歌。”五峰《竹枝词》，则从这种欢乐的劳动场面中，看到了几分汗水的凝重：“农人随口唱山歌，北陌南阡应鼓锣。莫认田间多乐事，可怜汗水拭盈蓑。 薅草锣鼓，渝黔一带土家人俗称“打闹”，鄂西州一带也有叫“山锣鼓”的，参与薅草锣鼓的人员，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直接从事薅草的劳动者；一部分作为劳动的组织指挥者，是锣鼓歌师。劳动者在田间劳动，锣鼓歌师在地头击鼓鸣锣而歌，也有薅草人与锣鼓歌师一起唱的。 锣鼓歌师，一般由四人组成，鼓手为总指挥，既指挥奏乐唱歌，又密切关注田中动向，不失时机地用歌和鼓点指挥生产。也有由两人或三人组成锣鼓歌班的。 薅草锣鼓的乐器，主要有鼓、锣、钹等四件响器组成，有的地方还配有唢喇。 一天之内，形成三起三跌，称为“三潮”。在收工之前，要赶劳动进度，锣鼓节奏越来越快，叫着“放擂”。放擂时的劳动场面，土家人自己是用“饿马奔槽”一词来形容的。 一般是，在每一句唱词中，要配以鼓锣，在句尾上，又配以较长时间的锣鼓点子，使锣鼓在演奏中，比重要大。这也是土家“薅草锣鼓”未带“歌”字的原因。 薅草锣鼓歌的曲牌，主要有“号子”和“扬歌”等类。“号子”又分“请神号”、“出工号”、“下田号”、“清茶号”、“收工号”、“抒怀号”等。 “穿号子”由两首内容相近的山歌组成，前一首称“梗子”，后一首称“叶子”。演唱时，将“梗子”与“叶子”的词句相互穿插起来，由鼓手和锣手互相和唱。 “扬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