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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梁文人集团与类书编撰 丁国祥 （东北财经大学　津桥商学院，辽宁　大连　116600） 摘　要：吕不韦门下的著书集团，与梁孝王手下的赋家集团，可以说开创了文人集团的两大传统——前者偏重学术编著，后者偏重文学创作。本文试图证明：齐梁时代，各文人集团中文学活动所占比重虽越来越大，但他们根本上仍在延续吕不韦这一派著书集团的传统，而且由于时代的特点他们所编多为类书。因此，对于眼下学界普遍存在的将齐梁文人集团视为文学集团的看法，或许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关键词：齐梁；文人集团；类书编撰 一 南朝齐梁二代，由于统治层颇多喜好文义的君王，他们延引文士不遗余力，遂使文人集团在此时繁盛一时，影响巨大，成为南朝文学史上的一大亮点。目前对齐梁文人集团的研究，过于侧重对文学创作这一层面的关注。应当看到，齐梁文人集团的一大特色在于其活动的多样性，除了传统的诗赋创作而外，萧子良、萧衍父子所组织的佛教活动、有梁一代萧氏父子热衷的讲经活动、萧子良为培植势力而以西邸文人为骨干展开的政治活动，等等，均在当时产生过重要影响，它们相比这些文人集团的文学活动而言毫不逊色。 但是，各种活动必然有主有次，必然有一种日常的、基本的、核心的活动充当着形成这些文人集团的基础。这个基本的活动很多人认为是诗赋创作，从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齐梁文学集团这一称呼便可看出这种倾向。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一个有力的证据是，从萧子良到萧衍、萧统、萧纲，这几大文人集团的骨干成员在当时均被称为学士。史料中记载甚详。《南齐书·萧子良传》云：“（永明）五年……（子良）移居鸡笼山西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又《南史·王僧孺传》云：“竟陵王子良尝夜集学士，刻烛为诗。”之后萧衍开西省置学士，《南史儒林·孔子祛传》：“祛为西省学士，助贺琛撰录。秘书郎张缵使，不限日数。游狎，情兼师友。又敕陆倕、张率、谢举、王规、王筠、刘孝绰、到洽、张缅爲学士十人尽一时之选庾易初晋安王国常侍，王每徙镇，肩吾常随府。在雍州被命与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防、徐摛、王囿、孔铄、鲍至等十人抄撰籍，丰其果馔，号。简文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徐摛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一词与今天的文学不能混为一谈。《梁书·徐摛高祖谓周舍曰：为我求一人，文学俱长兼有行者，欲令与晋安游处。·简文帝纪》也说萧纲“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 除了吸引了众多的才学之士，这些文人集团又无一例外都拥有大量藏书。这就为学士们编撰大型类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宝库。萧衍集团的藏书也就是梁朝中央政府的官方藏书。《隋书·经籍志》云：“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豫焉。”此外东宫也是一个藏书中心，《梁书·昭明太子传》即云“东宫有书几三万卷”。 而萧子良西邸集团的“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与萧纲集团高斋学士的“抄撰众籍”，自然也是建立在拥有“众籍”的基础之上。 在拥有了“学士”与“众籍”之后，文人集团的首领进一步将两者结合起来，将学士安置在藏书之处组成专门的学士机构，来执行抄撰众籍进而编撰类书这一学术任务。上文所引《梁书·文学传序》载萧衍以其御用文人“入直文德，通宴寿光”，而文德殿、寿光殿恰恰是梁武帝的藏书之所，被梁武帝置于其中的学士便组成了文德省、寿光省这样专门的学士机构。省中学士们均需利用藏书来完成各自的学术任务，如《梁书·张率传》云：“（天监初）直文德待诏省，敕使抄乙部书。”又“俄有敕，直寿光省，治丙丁部书抄。”《梁书·文学下·刘峻传》云：“天监初，召入西省，与学士贺踪典校秘书。”张金龙考证梁朝的西省应当就是文德省。（见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96页）又《南史·王僧孺传》云：“入值西省，知撰谱事。”《梁书·殷均传》云：“又受诏料检西省法书古迹，别为品目。”虽然并非每个学士的工作都直接是编撰类书，但毫无疑问这些抄校整理的工作与编撰类书都是密切相关的，正是众多学士们日常整理文献的工作为编撰大型类书准备了充足的第一手材料。萧统的东宫集团亦有专门的学士机构，称学士省，《南史·殷芸传》就记载：“（芸）后值东宫学士省，卒。”又据《全梁文》卷十三简文帝《昭明太子集序》记载“降贵纡尊，躬刊手掇，高明斯辨，己亥无违，有识□（此处脱文）风，长正鱼鲁。”可知萧统一大学术贡献是将收集到的图书进行校刊整理，从事这项工作显然要靠众学士之力，据此，东宫学士省应当也位于东宫的藏书之处。此前齐代的萧子良集团，其核心成员虽通称西邸学士，但《梁书·王亮传》又说：“齐竟陵王子良开西邸，延才俊以为士林馆。”西邸乃是泛称，这士林馆则应当是西邸中专门的学士机构。而且，宋代曾于鸡笼山开过儒林馆，萧子良的士林馆很可能是延用其故址。 总之，齐梁文人集团并非成员松散、来去自由；相反，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