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汉学家论孔子思维方式与说《诗》的关系.docVIP

北美汉学家论孔子思维方式与说《诗》的关系 　　长期以来，英语世界关于孔子的研究多从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角度加以审察，而于孔子在文学思想方面的言说观瞩甚少。尽管零星的表述依然能够觅得，如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 Giles) 于上世纪初所撰《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1901) 中曾略及孔子评《诗经》; 无独有偶，美国汉学家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在《中国知识，或中国的知识阶层》(The Lore of Ca-thay，or the Intellect of China，1901) 也有三处提到了孔子对《诗经》的评论。 　　然而这些毕竟还是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对孔子说《诗》的研究尚不足形成一种学术架构。 　　二战后，世界汉学的研究重心逐步由欧陆移至北美地区，北美汉学如今已经发展为国际汉学的中心，其对儒学及孔子的研究尤为积极，且多有创辟，由此也会涉及到对孔子诗学观的勘察，加之，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中，亦有种由对纯文学的兴趣而向理论研究过渡的趋向，从而使得一部分汉学家将视野投诸作为中国古典文论源头之一的孔子文学观。此进程大致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一直延续至本世纪初。大致而言，汉学家的研究主要沿着两种路向展开: 第一，以《论语》以及新出土文献《孔子诗论》 　　中孔子对《诗》的评论为中心，考察孔子诗学观。第二，是探究孔子的思维方式与其说《诗》间的互动联系。在研究方法上，或关注实用与抒情两种质素、或注重文本细读基础上的多时段考察、或则援用二重证据法以及西方文学理论，或引入后现代主义视域。专门性的著述仍不得见，一些重要的阐述还间杂于文论史、文学史通述及对儒学的一般性探索中，但也构成了颇有自身特色的言述系列。 　　一、汉学家论孔子诗学观 　　北美汉学界对孔子诗学思想内涵的阐析集中于20世纪后三十年。20世纪七八十年代，汉学家围绕“实用”与“审美”两个极点而展开宏观界定;20世纪90年代，相关研究出现转向，由宏观定性转而侧重于对孔子诗学思想的多时段细部稽查，汲用二重证据法或结构主义批评方法，尤注重对孔子诗学丰赡意涵的揭橥。 　　(一) 在实用与抒情两极间 　　北美汉学界对孔子文学思想较早的系统性梳理，自然得追溯至刘若愚(James J． Y． Liu) 的《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1975) 一书。该书是北美汉学界借用西方理论来构建中国文论体系的首次尝试，将中国文论思想概括为几种模式，其中之一便是以孔子为源起的“实用理论”。 　　“实用理论”，在刘若愚看来即视文学为手段，藉以达及政治、道德、社会或教育之目的。对于《论语》中所载之关于《诗经》的评论，刘若愚采用摘句评的方式摘引并加以讨论。刘氏认为《论语》中诸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无邪”，再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 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以及“不学诗，无以言”等评语均显示出孔子对诗的道德内容和影响的关切。 　　刘若愚指出，孔子在《论语》中所发表的关于《诗》最完整的意见，集中呈示于“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一段话，但此处亦是最具歧义性的。 　　刘若愚分析说，其中的“兴”与“怨”，就感情效果而言，部分是审美的; 而就具有实用目的之观点看，则无疑是实用的。至于“观”，刘氏认为，就孔子的一般兴趣以及对诗的其他评论来看，指的是对社会道德和习俗，或关于个人品格的观照。对于“群”字，刘氏认为是被孔子赋予了道德性的解释: “群居相切磋”，仍然是实用层面的考量。 　　刘若愚将孔子文学思想归纳为一种实用诗学，并未有什么新颖之处，但如果考虑到北美汉学界长期以来受新批评浸染，以超功利与审美自律为唯一标尺，或扬或贬孔子诗学，那么刘若愚对孔子实用诗学观的冷静平议，倒也颇值称道。不同于刘若愚的客观陈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另两位汉学家对孔子诗学研究的持论则显得较为偏执。华裔汉学家陈世骧(Chen Shih-hsiang) 在1971年为“美国亚洲学会”年会“比较文学组”所作的开幕发言《中国的抒情传统》中曾提及孔子论《诗》的可兴、可怨、可观、可群，以为“对于仲尼而言，诗的目的在于言志，在于倾吐心中的渴望、意念或抱负。所以仲尼着重的是情的流露”。 　　而孔子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地位却遭到另一位汉学家的质疑，如以英文写作、与北美汉学界联系密切的法籍汉学家侯思孟(Donald Holzman) 便以为孔子着意于文学实用的一面，而未曾将文学视为审美经验。他认为，孔子纵容对《诗》的有意误读，以便将之用做道德标签。故而，《论语》中的孔子说《诗》完全是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