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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实在论简述 一、科学实在论的定义 实在论一词，在早期哲学中，特别是在中世纪的哲学论争中，就作为与唯名论相对立的概念而被加以采用。它主张宇宙是实在的、客观的学说。在近代哲学中，它尤其表明了这种观点，即物质客体是独立于我们的感觉经验、外在于我们而存在的。 科学实在论正是一般实在论观点在科学理论解释中的具体化和理性的升华，因此，它有着特殊的解释对象和解释方法，也使它在理性的进步中产生了特殊的功能和意义。在实在和实在论的本质的认识方面，有着几种比较典型的论述： 普林斯顿大学的范·弗拉森认为：“朴素地讲，科学实在论是这样一种观念，即科学为我们所揭示的世界图景是真实的。而且所假定的实体是真实地存在着的。” 牛津大学的W.牛顿—史密斯指出：“‘实在论’用于概括科学哲学的许多见解。不过，所以这些见解都包含着这样的假定，即科学命题是真或假。在这里，真理是根据已被放弃的真理的一致性理论的样板来理解的。” 剑桥大学的D.帕皮诺认为：“对本世纪大多数科学哲学家来说，‘实在论’已经成为这样一种观点：当告诉我们关于独立的（尽管是不可观察的）实体的真理时，关于科学观察的理论将被看作是有意义的。这种实在论者的对手是‘工具主义者’。” 多伦多大学的J.布朗说：“科学实在论是我们的理论要确确实实描述世界的一种原则。它主张，存在着一个非观察的实体和过程的领域，而科学以它对可观察世界的解释合理地展示了这个领域。” 二、科学实在论的沿革 科学实在论作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展中一支最有前途的哲学运动，已成为科学理性发展过程中自然而又必然地要面对的一种思潮。而且，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科学实在论都越来越受到了更多科学家、科学哲学家以及哲学家们的重视。 类似于众多西方哲学流派，科学实在论的发展同样有着它孕育和生成、进步和曲折、批评和反批评的复杂而又生动的历史。郭贵春先生在《科学实在论教程》一书中，将科学实在论的发展划分成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1、从原子实在论诞生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这一阶段，科学实在论以“不要怀疑实在”作为反对一切反实在论的鲜明旗帜，在牛顿的经典理论框架内，将原子论作为一种有效的科学方法论运用于化学、物理学及其他学科之中。这一方面促进了化学、物理学及整个近代科学的进步，准备和酝酿了即将到来的物理学革命；另一方面扩展了科学理性思维的温度，为抛弃旧的理论框架，接受新的观念，既催化着科学武器的批判，又锻造着批判的哲学武器。 2、从20世纪初期到逻辑实证主义的全面衰落。这一阶段，伴随着“语言学转向”，是以逻辑经验主义为核心的分析哲学运动如日中天的“统治”时期，科学实在论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它被迫不得不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理论的全新基础上，去改变自己原有的存在方式和形态，做出其发展趋势的新选择。无论如何，“语言学转向”运动播下了科学实在论全面复兴的星火，激发了科学实在论者抛弃传统实在论的机械性和教条性的决心，促进他们从反实在论及其他哲学派别中汲取合理的方法论成分，从而不断地变更自身的理论形式。尤为重要的是对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反思和语义分析方法在实在论立场上的移植、运用和批判性借鉴，表明了实在论是在比较成熟的科学主义的理性基点上，迈开了它全面复兴和发展的步伐。 3、从20世纪中叶的“解释学转向”到90年代的中后期。这一阶段，“解释学转向”的宗旨，就是要把人类的行为、科学、文化或整个历史时期作为文本来阅读，强调作为对话的个体和共同体之间的协调和互补，从而在一切文本的社会性意义上超越“语言学转向”的狭隘性和片面性。“解释学转向”作为一种运动的深入发展，在更广阔的时间序列和社会空间上影响了科学实在论的进步。特别是科学实在论者们更自觉地意识到，在科学哲学与社会科学哲学、语言分析与解释实践、科学技术与人类知识和社会化等等之间存在着结构统一性和意义的一致性。因而，许多科学实在论者选择了知识整体化和自然主义的认识论趋向，强化了科学实在论和社会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相互融合的研究趋势。由此，科学实在论作为一种科学哲学思想和科学方法论的形式，不断地扩张并越来越渗入到了人类知识的更为广阔的领域。“解释学转向”深刻地表明，由逻辑经验主义“统治”的衰退而逐渐全面展开的科学实在论的“复兴时期”，已经历史地结束；一个将从结构、功能和意义上，对整个西方科学哲学的进步产生重大影响的“后现代发展时期”，已经自然而又必然地开始了。在这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科学实在论“全面复兴”的完成和逐渐走向后现代发展的趋势是一体化的。 同时，郭贵春先生指出，源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 20世纪哲学发展的第三次转向——“修辞学转向”，酿就了科学哲学领域中的“科学修辞学转向”。这一转向作为一种运动的兴起，促使科学实在论者们更进一步排除存在于理性与非理性、语言的形式结构和心理的意向结构、逻辑的证明力与论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