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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人类学主客位视野中的壮族歌圩及其文化符号意义 罗远玲 一．引 论 壮族歌圩源于对偶婚时代，凝结着壮族人民的诗性智慧，是壮民族精神、审美意识、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壮族人民自己的文坛。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壮族歌圩的研究成果颇多。这些成果大致可分为专著类和论文类两大部分。专著类成果主要有黄勇刹的《歌海漫记》、《壮族歌谣概论》、潘其旭的《壮族歌圩研究》等。论文类成果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1．对歌圩源流的探讨，如农学冠的《壮族歌圩的源流》等：2．对歌圩流变的整体梳理，如周作秋的《论壮族歌圩》等；3．专门探讨歌圩与婚姻、宗教、意识形态等的关系，如张铭远的《歌圩与壮族婚姻》、黄秉生的《歌圩与壮族的审美意识》、陆干波的《壮族歌圩文化延续原回初探》等；4．关于歌圩的语言学探讨，如蒙宪的《歌圩壮称的语言民族学探讨》等。[l]此外，我国的民俗学之父钟敬文教授早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对壮族歌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写下了《刘三姐传说试论》、《刘三姐乃歌圩风俗之女儿》等论著，提出“社会风俗为集体创造的产物”，“刘三姐乃歌圩风俗之女儿” 等重要观点。[2] 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歌圩的起源、发展、功能、内容、形式，以及歌圩中的“歌”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梳理了歌圩的发展流变过程。但歌圩是属于广大民众的，以往研究的“他者” 视角拉开了歌圩与民众之间的距离，研究者没有太多地关注歌圩主人的反应，造成了“我者” 的缺席。本文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整体观、时空观，把壮族歌圩的发展流变看作一个文化变迁的时空延展过程，并用主客位互换和解释人类学的方法透过种种变迁的现象，力图探寻壮族歌圩发展的文化规律并提升壮族歌圩的符号象征意义，为人们更全面地认识壮族文化的这一重要载体和象征提供新的角度。 二．文人一官员——一客位视野中的壮族歌圩 壮族歌圩在不同时代不断发生变化。原始氏族社会里，大自然是至高无上的，人们对它毕恭毕敬。每到祭祀的日子，氏族成员全体出动，载歌载舞，向神祷告，祈福禳灾。歌圩的雏形在宗教外衣的包裹下逐步发展。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演进过程，随着神的地位的淡化，人的主体意识的增强，最初的祭祖活动成了一项以青年男女互相酬唱为主的文化活动，歌圩在唐代得以真正形成。明清时代的歌圩规模已经很大，较大的歌圩参与者达千余人，人们“唱和竞日”。到了清代中叶，由于“改土归流” 在壮族地区大力推行，地主经济迅速发展。封建统治者把群众自山歌唱为乐、男女自择婚配视作“伤风败俗”，明令禁止。到了民国期间，禁歌更为严厉。官方甚至派军警来驱散歌圩场上的人群，逮捕唱歌人，但壮族歌圩仍然禁而不绝。1949年以后，歌圩又获重生。随后几经波折，20世纪80年代以来，歌圩终得以自山发展。可是，民间的歌者似乎少了。“歌王”方希德的儿于也没有继承父业，他直言：现在的年轻人大多不喜 唱山歌了。尽管如此歌圩却依然从乡野走向都市。1993年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广西国际民歌节”。1999年，广西区党委、政府决定将举办了6届的“广西国际民歌节” 改名为“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每年由南宁市人民政府主办。至今，南宁国际民歌节己成功举办了三届，力争发展成为广西的优秀文化品牌。 短短数语，无法囊括歌圩流变坎坷历程的个中滋味。壮族歌圩在封建社会里“禁而不止”，越禁唱歌人越多；而改革开放以后，歌圩有了自由发展的空间，歌者却渐少：官方大力提倡，民间“以歌代言”的习俗却鲜为人见了。原因何在？依照人类学的观点，“可以从两个不同角度即事件参加者本人和旁观者的角度去观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作出科学的、客观的评价。前一种研究文化的方法称为主位研究法，检验主位研究法的记述和分析是否恰当，在于那些记述和分析是否符合当地人的世界观，是否被他们认为是正确的、有意义的、恰当的。后一种研究法称为客位研究法，检验其记述和分析是否恰当，只看它能不能就有关社会文化异同的原因作出科学的理论。”[3]从这两种不同的角度全面地看待同一事物，可尽量避免研究有失偏颇。因此，本文将从传统文人一官方、传统百姓、现代官方、现代百姓四个角度去展示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作用下，“主位” 和“客位” 的视角转换中不同的壮族歌圩。 1．传统文人眼中的歌圩 在传统社会里，掌握文字文化的是文人，广大中下层人民没有识字的权利，但他们充分地运用了说唱文化，即回传文化。歌圩现象就是壮族民众说唱文化高度发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传统文人对歌圩的看法散见于各种文献中，他们的观点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文字文化” 对“说唱文化” 的看法。 （l）汉代的王选在《楚辞章句》中记载：楚国南部之邑，源湘之问，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 （2）明代的邝露在《赤雅》中记载：“峒女于春秋时，布花果笙箫于名山，五丝刺同心结，百纽鸳鸯囊。选峒中之少好者，伴峒官之女，名曰天姬队。余三三五五，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