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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移植与本土情结：中国近代早期选举制度检讨( [摘 要] 选举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石，它为国家权力的过渡提供了和平途径，也为公众寻求影响公共政策途径和选择政府创造了条件。选举对于政治文明建设的积极意义，在近代中国同样得到了体现。但这种政治文化毕竟不是本土政治文明演进的结果，而是当时国内急遽移植西方政治制度的成果之一。在移植过程中，由于受到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政治系统的稳定性、军阀强权政治等多方面的制约，近代选举制度的政治效应大打折扣。 [关键词] 制度移植；本土情结；合法性；信任危机 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决定性开端，是民主制度运行的重要方式和基本保障，是宪政国家政治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亨廷顿指出：“公开、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是民主的实质，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1]。考察西方资本主义选举制度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它对巩固西方民主制度，维护资产阶级政治的稳定，促进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近代国人为了应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中国传统社会强力冲击引发的“千年变局”，通过“师夷长技”，寻求国家近代化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知识精英对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认识不断加深，并有意识地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移植进来，选举制度即包括在内。从1912～1913年第一届国会选举、1918年的安福国会选举，到新新国会选举，近代早期国人对选举制度的实践几经波折，起伏跌宕。真正追求民主政治的人，如宋教仁等，想利用它在近代中国实现政党内阁，从而逐渐促使政治权力交替能以和平方式进行。但政治强人袁世凯、武人段祺瑞等则将选举作为一种维护个人权力的工具、手段。在中国这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度里，民主选举制度的实践，无疑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 中国近代选举制度不是本土政治文明发展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西方选举文化的移植。西方近代选举制度是资产阶级在与封建君主制的长期斗争中发展、成熟起来的，对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变革、政府执政理念的世俗化以及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化等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选举对于政治文明建设的一般意义，在近代中国也得到了体现。约略而言，近代中国运行选举制度的积极意义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国会选举为民国初期政权的建立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基础。 近代选举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和人民主权学说基础上的一种制度形态。根据近代西方选举理论，选举中的投票被视为一种订约行为，是国家权力的形成过程。政府合法性的基础来自于人民的“同意”，这种“同意”是通过选举表达出来的，正如乔·萨托利所说：“它通过选举而支持得到同意的统治”[2]。民众对选举的参与，表明他们愿意接受这一制度，同意在现行制度下通过选举作出或改变他们的选择，而不试图以其他方式（如暴力）来变更现状。因此，选举被公认为权力移交的唯一合法的手段。 中国传统政治为皇权政治，辛亥革命打破了两千年来“家天下”的世袭王朝体系，导致了政治权势的大转移，给整个国家、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在政治层面上，它不仅留下了政治体制创新的空间，也使权力合法性的认可途径发生了变化。吴虞在新旧政权交替之后就指出：“吾国之历史当别开新纪元，断非前此循环之局所能继续。”[3]宋教仁则将国民与民主共和国的关系作了充分地说明，他指出：“吾国今日为共和国，共和国必须使民意由各方面发现”，“天赋人权，无可避也”[4]。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法案以国家宪法的形式明确宣布中华民国的总统和政府通过选举产生，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皇权统治的基础，确定了人民主权的原则，对于中国近代民主政治的走向产生了不可逆转的作用，以《临时约法》为象征的“法统”也成为民国初期政治斗争的焦点。 第二，国会选举拓宽了国民政治参与的渠道。 民主政治必然是民众参与的政治，选举及投票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途径。西方民主国家经过近二百年的发展，选举与投票已成为民众自觉的政治行为，成为一种政治生活。在近代中国，选举能否顺利发展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成为民主政治的基础，这就需政治系统接纳民众的参与，给民众提供一个活动的舞台。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人所说，“民主的习俗必须加以培养，而这一点只有通过有意义的公民参与才能做到”。在亨廷顿看来，“区分现代化国家与传统国家，最重要的标志乃是人民通过大规模的政治组合参与政治并受到政治的影响。”[5]民国建立之后，民众在选举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政治参与意识，政治体系对参与势力的容纳程度也有了显著改善。第一届国会选举过程中，调查登记的选民有4000余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10左右，比清末谘议局选举时的选民比例扩大了24倍，与资本主义国家早期议会选举的选民比例相比也不算低。第一届国会选举，尽管不是全国范围内的普选，但对选民资格的要求远低于清末谘议局议员的选举，这就大大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