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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学之为言觉也，学之为言效也，后觉效先觉，儒家最重学，如把学仅仅理解为知识的获取，和技能的掌握，很多地方就讲不通了，这里一定要从自我完善，与生命延伸的的角度去理解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忎,古文仁从千心。 仁者爱人---- to love another person is to see the face of God 忠恕违仁不远 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人之所以能灵于万物者，谓其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声色气味者，万物之体也。目耳口鼻者，万人之用也。 体无定用，惟变是用。用无定体，惟化是体。体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备矣。然则天亦物也，圣亦人也。 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万物之物，有亿物之物，有兆物之物。为兆物之物，岂非人乎！ 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万人之人，有亿人之人，有兆人之人。为兆人之人，岂非圣乎！ 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谓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谓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谓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谓也。 以一至物而当一至人，则非圣人而何？人谓之不圣，则吾不信也。何哉？谓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物观万物，一世观万世者焉。又谓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功，身代天事者焉。又谓其能以上顺天时，下应地理，中徇物情，通尽人事者焉。又谓其能以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今古，表里时事者焉。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知己者。过则勿惮改。”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第二讲 孔子对“诗”的贡献 一、王室失去对“诗”的垄断 前讲已说“诗”本由王室乐官所掌。西周末年，西戎攻占镐京的政治动荡，造成乐官离开王室而流散。《论语微子》有一段话颇有争议：“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前儒多认为是这几位乐官是殷末时人，但齐、楚、蔡、秦这几国都是周才分封的，而与孔子同时代又有叫师挚的人，非常矛盾。姑且不管这段话说的是殷末情形，还是西周末情形，我们都可以推断，西周覆灭，周室东迁，必然导致王室乐官的离散，这些乐官很有可能将本属于周王室垄断的“诗”“礼”“乐”带到了各诸侯国与民间。 孔子曾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里“文”就是指周的礼乐制度，这本是周王室制定，并作为王室尊严和权力的象征，而由王室垄断，诸侯不得僭越，不得制礼。一旦这些礼乐制度流向诸侯国和民间知识阶层，必然造成“礼乐自诸侯出”的现象，礼乐制度的混乱也随之出现。正是在春秋巨变时期，“诗”作为王室官方垄断的文化资源逐步走向民间知识分子所掌握，呈现出成文化的趋势。 并且，有一点可以说明，“诗”一开始也并非儒家学派独占的文化资源，而是当时社会共有的一类主要文化资源。如稍晚的《墨子》一书看，其中引《诗》共11处，（包括逸诗3篇）论《诗》5处。战国法家著作《商君书》、《管子》和《韩非子》、道家《庄子》都曾引用“诗”。我们可以假设当时像孔子这样获得原来周王室垄断的包括“诗”在内的文化资源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他们都有可能通过不同的渠道、不同的人获得同类文化资源，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旧的文化资源进行整编，完全有可能编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