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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语言学：现状与前瞻 　　作者：郭熙 　　摘要：社会语言学在中国出现以来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1)初创阶段；(2)迅速发展阶段；(3)稳定深入发展阶段。其主要特点是内容广泛、注重应用、紧扣时代。加强学科建设，积极开展语言关系、语言的变化和变异、语言规划等方面的研究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迫切任务。 　　20世纪60年代诞生的社会语言学80年代开始在中国起步。经过许多语言工作者的努力，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本文拟从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现状入手，对相关问题进行一些探讨[1]。 　　一 　　中国社会语言学的起始问题学术界尚无统一的说法。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种：(1)陈原的小册子《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札记》(三联书店，1980)[2]；(2)陈原的《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1983[3])；(3)1987年12月召开的首届社会语言学讨论会。三种说法各有道理。考虑到70年代末还有其他一些语言学家开始译介国外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我们这里把陈原(1980)的出版作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早期标志，因为这是我们看到的国内第一本书名中含有“社会语言学”而又以汉语为研究对象的著作。 　　中国社会语言学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的研究状况，已经有学者进行过总结，例如高一虹(1996)[4]、郭熙(1999)[5]、周庆生(2000)[6]等。上述文献中虽然各自的关注点有所不同，但都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描述。 　　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到今天，大体上可以分为3个阶段。 　　(一)初创阶段(1979-1987)：从自发到自觉 　　一般认为，中国的社会语言学是舶来品，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中国最早提出社会语言学的学者之一陈原则指出，社会语言学发源比较早。自古以来，中外语文学家都曾讨论过古语与今语、文语与口语、标准语与方言在社会功能上的差别。欧洲19世纪初的方言学家对于自己民族语言内部各种变体的调查，其实即是进行社会语言学的工作。事实上，社会语言学的诞生和有没有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是两回事。进行某一方面的研究并不等于建立了某一个学科。当然，一个学科的出现决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一定是长时间学科积累的结果。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许多语言运动，如20世纪初期的国语运动、20年代的白话文运动、30年代的大众语讨论以及北方拉丁化运动，50年代的推广普通话、现代汉语规范化等等，都可以算是社会语言学的工作。但是这些运动或工作可以说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7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语言学”这个术语的出现，人们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从自发走向自觉[7]。 　　这一阶段，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成果主要表现在通论性的著作和理论的译介方面。前者除上述陈原的两本著作外，还有陈松岑的《社会语言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游汝杰、周振鹤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许国璋早在70年代末开始引进社会语言学，有关论文后来收入《许国璋论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1980年到1982年，英国语言学家特鲁基尔的《社会语言学导论》由林书武等翻译，在《国外语言学》连载。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祝畹瑾编的《社会语言学译文集》和前苏联什维策尔的《现代社会语言学》(卫志强译)。此外，《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85年第5期(中文版)以 “语言与交往：社会语言学研究个案与应用”的专刊形式，发表了一大批社会语言学的论文，很有指导意义。可惜因为发行上的原因，许多人没有看到。 　　这一时期有两大缺点：一是结合中国社会实际不够，二是对社会语言学的对象和范围的认识还相当模糊。例如有的学者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之类问题也列入社会语言学，这显然是不妥的。此外，受国外的影响，也有热衷于无谓的名份之争的现象。 　　(二)迅速发展阶段(1987-1993)：从引进走向结合中国实际 　　1987年12月1日至5日，中国社科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首届社会语言学讨论会。会议展示了7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现状和水平，它标志着中国社会语言进入了一个火热的阶段，对推动我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988年8月，深圳教育学院深港语言研究所主办了首次“双语·双方言”讨论会。1990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和苏州大学在苏州召开了首届应用语言学讨论会，其中有不少的论文也是关于社会语言学的。 　　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社会语言学的专题研究。著作有张清常的《胡同及其他——社会语言学的探索》(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高天如的《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等。论文数量很多，结集出版的有《双语双方言》(1-4集)(分别由中山大学出版社等出版)、《语言·社会·文化——首届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