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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光荣与缺憾 余秋雨 中华文化的三个“不喜欢” 对于中华文化的记忆，可以是纵向的，也可以是横向的。所谓横向，也就是摆脱历史顺序，从逻辑上来感悟中华文化的光荣和缺憾。讲到中华文化的长寿秘密，这就需要横向归纳。 第一，中华文化不喜欢远征。 这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根本区别。看上去是政治思维，实际上还是文化思维。知道熟土可依，远土不亲；知道家人思聚，故乡难离；知道胜败无常，祸福不永——这一些，都出自于文化心理。比哥伦布探险早60年的郑和船队那么强大，到了那么多地方，但从郑和到每一个水手，没有一个产生过一丝一毫抢占领土的幻想，这就是文化的潜在控制变成了集体本能。相比较之下，古巴比伦文明、古波斯文明、古动脉文明，都要在远征中湮灭，甚至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希腊文明的嫡传者亚历山大的远征也是如此。 远征即使是胜利，也极大地耗损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主题，牺牲了大量青壮年，也就是文化传承的主体，又让一种文化在水土不服的异地自然枯萎，更不必说，远征很可能带来报复，而任何报复都是残酷的，必以毁坏被报复者的文化作为前奏。中华文化古代的不远征思维，使中华文化避免了这种灾难，保证了长寿。成吉思汗远征时，还没有纳入中华文化的主体部位，他在远征途中去世，最后问鼎中原的是他的后人。元代后来也恢复科举，开始尊重儒家。 中华文化的不远征思维又与内耗思维连在一起，中华文化是一种非侵略性的内耗文化。中国人有很多对不起自己人的地方，但一起没有怎么对不起外国人的地方，在文化上也是这样。 第二，中华文化不极端。 这是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二个原因。不喜欢极端，最早是从农耕生态四季轮回中产生的共识:冬天的“极端”是春天，夏天的”极端”是秋天，不管是冷是热都极端不了。而且，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可能离开寻常因果，出现极端性空谈的奇迹。这种农耕共识，提炼、升华成《周易》、《老子》和中庸之道，根深蒂固。 中国也有过极端主义时代，但那是过声戏，长不了，正剧还是不极端的中庸之道。 极端主义不仅会破坏别种文明，对自身的损害也是极大的，尤其是变成了宗教极端主义，危害性更大。这一切，都有重重的历史废墟证明。中华文化不喜欢极端，也就产生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延续至今。 第三，中华文化不喜欢无序。 一种大文化，总是以结构形态呈现的，它要为世间带来精神秩序，自己也必须有严谨的秩序。这种秩序有可能是保守的、极权的，但相比之下，也比彻底的无序好得多。 中国自从秦汉帝国时确立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规范，又实行了郡县制和户籍制，保证了2000年的秩序。其它古文明也有过建立秩序的梦想，但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缺少代代相继的管理人才，而且这种管理人才必须是文官，能以文明治世。 这个难题，在中国奇迹秀地解决了，那就是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每三年在僵各地选拔一批为数不多的人才，把面积很大的鬀管理起来了。而且，由于考试内容是儒家学说，考生们长年累月准备的也是“治国平天下”的阁下，因此由他们中的优胜者来做官进行社会管理，基本上“专业对口”。更有意思的是，由于代代考试必须背诵儒家经典来应试，儒家经典也就接受了1000多年无数年轻生命的滋养而得以延续。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创举:以文化来选拔社会管理人才，又以选拔来保证文化的延续，两全其美。中华文化由此普及于空间，又延伸于时间。 中华文化的三个“不在乎” 我们除了要记住中华文化的一系列优点外，也不要忘记它的诸多缺憾。有的缺憾还是优点的派生物，像是阳光产生的影子，使中华文化变得立体。 与三个“不喜欢”相对应，我选了三个“不在乎”，对中华文化的生态性缺憾作举例说明。 第一，中华文化不在乎公共空间。 大家都在责备我们的同胞有随地吐痰、大声喧哗等等的毛病，这些毛病看似道德问题，实际上是对公共空间的漠视。中华文化本来是最讲首先的，但是一旦失去了对公共空间的认知，先人提倡的道德也就不会在那里实现了。 儒家文化讲究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但当时他们所认识的社会伦理，主要是朝廷伦理。在朝廷和家庭之间，应该有一块很大的公共空间，游离于朝廷关系和家庭关系之外，但中华文化没有为这块公共空间留出足够的地位。县官出门，打出“肃静”、“回避”的牌子，明显地把公共空间看成了朝廷空间的延伸。有时也提倡关爱家庭之外的人，希望在关爱家里老人和小孩时能够推己及人。这当然好，但也只是家庭思维的延伸。 现在有关交通安全宣传的广告:“为了你的家人，请你注意交通安全”；“开车两口酒，家人千行泪”等等，当然都要很能打动人心，但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不要酒醉驾车，难道主要是为了家人不流泪吗?那些被酒醉者撞死告状的路人呢?应该知道，人性、人道具有离开朝廷和家庭的独立的终极意义。真正的大善，产生在素昧平生的空间。 什么是欧洲的文艺复兴?那就是，达·芬奇在公共空间里画壁画，米开朗琪罗在公共空间里做雕塑，佛罗伦萨的市民们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