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受案范围是行政诉讼法修改的重头戏_第2部分.docVIP

坚守精品文档主页地址：/afeidoc81 扩大受案范围是行政诉讼法修改的重头戏 精品源自生物科 节之一。 第四,修改行诉法,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有利于增强广大国民的法治观念,为建设法治政府、法治国家奠定公民法律意识和社会法治文化的基础。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和法治国家必须以国民的法律意识,特别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的法治理念为基础。而国民的法律意识,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的法治理念则必须在法治运作过程中培养。如果我们平时不重视法治运作,不注重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通过行政诉讼等法治途径解决行政争议,而习惯于通过领导接访、批示、行政会议纪要等非法治的方式处理行政争议,久而久之,就会使我们的老百姓越来越信访不信法,使我们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越来越迷信权力而轻视法律。因此,要提高国民,特别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就必须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让更多的行政争议通过法治途径解决,让越来越多的鲜活的民告官案例告诉我们的老百姓:法大于权力,权利应靠法维护,使我们的国民越来越信仰法律,信仰法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国家建设和建成真正的法治政府和法治国家。 三、现行行诉法规定的受案范围应如何扩大? 关于现行行诉法修改应如何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学界已有很多讨论。[8]有人主张无限扩大,在行诉法中完全取消受案范围的规定。例如,胡肖华教授即认为,人民主权原则要求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具有无限制性,权力制衡原则要求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具有全面性,基本权利原则要求行政救济具有无漏洞性。因此,“所有行政行为均应接受司法审查”,应容许“公民对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所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不过,他也认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限制性规定完全被取消后,可能导致公民滥用诉权,妨碍行政效率,浪费司法资源。为此,他提出以“起诉要件”取代“受案范围”的建议:通过“对行政诉讼起诉要件作出严密的规定”达到防止滥诉的目的。[9] 当然,对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大多数学者并不像胡教授那样主张无限扩大和废除现行诉法中受案范围的专门规定,而是主张在重构现行诉法规定受案范围的方式和内容的基础上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例如,杨建顺教授提出“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当采取概括肯定加列举否定的立法模式,除列举否定事项外,对个人或者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所有行政行为和部分事实行为,均应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同时,应将保护的范围扩充至各类合法权益,而不应仅限于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此外,对内部行为的司法救济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在强调穷尽行政救济原则的基础上,确立相应的司法救济途径”。[10]方世荣教授也与杨教授持基本相同的观点。他提出,“为了扩大行政诉讼的可受案范围,限制并缩小行政诉讼不受理事项的空间,在方法改进上可充分运用列举的特点,将否定式列举的方法与肯定式概括的方法结合起来重新确立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即《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应先用概括的方式对应受案范围作原则性的一般规定,然后将不予受案的各类事项以否定式列举的方式明确作出列举,使不受理的事项被封闭于几种有限的情形中,不得任意扩大,而未予列举的其他各种行政案件则均属于应当受理的范围”。当然,方教授在这里提出的“其他各种行政案件均属于应当受理的范围”是指涉及具体行政行为的“其他各种行政案件”,而非涉及抽象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的所有行政争议案件。对于涉及抽象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的行政案件,方教授并不认为应全部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对于抽象行政行为,“国务院制定发布的行政法规和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应排除在行政诉讼范围之外”;至于规章,目前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条件尚不“成熟”,因此,目前可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只应限于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对于内部行政行为,方教授认为,由于我国实行党管干部的原则和公务员范围不限于行政机关的原因,能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内部行政行为应仅限于“有关初任公务员报考录用、聘用、丧失公务员身份的解聘、辞退、开除等人事管理决定”。否则,即不符合我国国情。[11]这也就是说,在我国现阶段,现行行诉法规定的受案范围既应扩大,又不能无限扩大。 考查目前我国学界绝大多数学者的意见,主张扩大现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认为已构成共识。但是对于应扩大哪些行政行为和事项,将哪些行政行为和事项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以及对于拟扩大纳入到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政行为和事项应扩大纳入到什么程度,则远没有达成共识。具体而言,争议最主要涉及三类行政行为和事项:一是抽象行政行为;二是内部行政行为;三是行政合同行为。 (一)抽象行政行为 抽象行政行为包括行政法规、规章(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和规定(即规章以下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又称“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俗称“红头文件”)。关于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