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汉代宋代和晚明时期的夫妻关系 婚姻关系论文.docVIP

浅论汉代宋代和晚明时期夫妻关系 浅析汉代的夫妻关系 婚姻关系论文 众所周知，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社会秩序开始逐步走向规范化。夫妻关系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在汉代呈现出复杂的现象，既有夫妻恩爱、夫唱妇随的典型事例，也有夫妻反目成仇，甚至相互杀戮的事实。多样的夫妻关系折射出了汉代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一、夫妻关系的理念在汉代人的视野中，对夫妻关系的看法与先秦以来儒家的观点没有大的区别，即强调夫妻之间尊卑有序。司马迁在《史记》卷四十九《外戚世家》的序言中说：“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他将夫妻关系提到人伦道德维护的高度去看待，同时指出：“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下乎。”即夫妻亲情是亘古不变的，即使位居“君”、“父”之尊，也不能夺其所爱。因而他在言及撰著《史记》目的时说：“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1]（《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故而张守节《史记正义·论史例》称司马迁作《史记》“并采六家杂说以成一史，备论君臣、父子、夫妻、长幼之序。”公孙弘在上汉武帝的奏章中也说“天下之通道五”，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1]（《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可见夫妻关系作为社会上五种重要关系之一，其有序化的格局对社会的安定具有重要的意义。汉代的统治者在所下的诏书中，多次表达了借助夫妻关系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因为夫妻关系的稳定不仅对于家庭而且对于社会的发展都至关重要。孝文帝元年十二月，针对沿用秦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的连坐法，在与诸官员商讨后，“除收帑诸相坐律令”，使夫妻间不再因一方犯法而株连另一方。[1]（《史记》卷十《孝文本纪》）汉宣帝在地节四年夏五月，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2]（《汉书》卷八《宣帝纪》）对于夫妻之间因为相互包庇罪行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汉宣帝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予以更多的关注。即在照顾妻子隐匿丈夫而不治罪的同时，对于丈夫隐匿妻子犯罪也要经过报告才能处理。建始三年谷永在上汉成帝书中表明了“夫妻之际，王事纲纪，安危之机，圣王所致慎也”的观点。[2]（《汉书》卷八十五《谷永传》）建平二年，汉哀帝因为其母亲丁太后死，为了将其父母葬在同一个陵园中，在所下的诏书中有“朕闻夫妇一体”之说，说明在他的心目中有夫妇同心相附的观念。[2]（《汉书》卷十一《哀帝纪》）汉平帝元始四年也有“盖夫妇正则父子亲，人伦定矣”的诏书，[2]（《汉书》卷十二《平帝纪》）反映了平帝对夫妇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即夫妻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封建士大夫也多次论述了夫妻关系对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汉景帝时，淮南王刘安欲乘吴王叛乱之际起兵，其谋臣伍被就指出：“被窃观朝廷之政，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举错遵古之道，风俗纪纲未有所缺也。”[1]（《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反对起兵，可以看出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伍被感到不适合起兵的重要原因，这也是“七国之乱”时，汉朝廷取得胜利的关键。班固在《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开篇也表明了这样的思想，“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说明了婚姻是建立和维系夫妻关系的重要渠道。他还认为“天地合精，夫妇判合”，[2]（《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下》）“夫妇，生化之本。本伤则末夭。”[2]（《汉书》卷二十七上《五行志上》）京房《易传》认为“夫妇不严”就发生猪狗相交。京房《易传》还将“蜺，日旁气也”引申到夫妻关系方面，认为“妻不壹顺，黑蜺四背，又白蜺双出日中。妻以贵高夫，兹谓擅阳，蜺四方，日光不阳，解而温。”“女不变始，兹谓乘夫”，“妻不顺正，兹谓擅阳，蜺中窥贯而外专。夫妻不严兹谓媟，妇人擅国兹谓顷，适不答兹谓不次，蜺直在左，蜺交在右。取于不专，兹谓危嗣，蜺抱日两未及。君淫外兹谓亡，蜺气左日交于外。取不达兹谓不知，蜺白夺明而大温，温而雨。”[2]（《汉书》卷二十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京房将夫妻关系分为妻子不顺从丈夫、妻子凌驾于丈夫之上、夫妻之间没有严格的等级界限等几种情况。虽然说京房将夫妻关系与自然现象联系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但他所描述的现象则表明了他对夫妻关系中不符合封建礼教现象的态度，即妻子应当顺从丈夫、夫妻间应当有严格的等级界限。这从当时皇后、王后的封号也可以得到说明，汉哀帝即位后，“上祖母傅太后与丁太后皆在国邸，自以定陶共王为称”。当有人根据历史上的惯例提出“宜立定陶共王后为皇太后”时，最终为汉哀帝所采纳，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