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与现代环境保护源流源起和当代中国的环境问题.docVIP

中国古代现代环境保护源起中国古代环境保护的源流中国历史上的环境问题主要是人类活动特别是农牧业生产活动引起的对森林、水源及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从远古时期起，我们的祖先就开始有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思想。这种思想，常常是不自觉的、甚至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例如上古时代，人们曾把山川与百神一同祭把。《诗经》中就有“怀柔百川，及河乔岳”的说法。《国语·论语》中对此作了解释：九洲名山川泽，是出产物质资源的地方，所以要祭祀。这说明，当时的人们之所以尊崇山川，已不完全是迷信。而主要是因为山川乃资源的产处。从周代开始，人们在利用自然的同时，已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自然界的生物资源，反对过度利用或肆意破坏它们。西周时期颁布的《伐崇令》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今者，死无赦。”这是我国古代较早的保护水源、森林和动物的法令，而且极为严厉。四周政府把对人口居住环境的考察和保护列入了西周的朝政范围，《周札·地官》规定大司徒的职责是，除掌管天下舆图与户籍外，还要“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就是说大司徒的工作职责包括，考察动植物的生态状况，分析其同当地居民的关系，并对山林川泽和鸟兽等动物加以保护，使之正常繁衍，保持良好状态，最终使人们生活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之中。先秦时期，人们对生物资源的保护由不自觉的、模糊的阶段逐渐地发展到自觉的、比较清楚的阶段。到春秋战国时代，对生物资源的保护已具有明确的目的，具体的规定，范围也相当广泛，并始终同经济发展相联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当时，诸子百家对生物资源保护的认识也不一样，产生了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从而又促进了资源保护思想的深化和提高。其中以春秋时齐国人管仲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管仲在齐国为相，他从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目标出发，十分注意山林川泽的管理及生物资源的保护，形成了一整套保护思想。他认为，山林川泽是“天财之所出”，是自然财富的产地。政府应当把山林川泽管起来。“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就是说，不能很好地保护山林川泽的人，不配当国家的领导人。管仲在总结前代帝王处置山林川泽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并实行了保护生物资源的政策。他主张采用法律手段保护生物资源，建立管理山林川泽的机构。他认为，保护生物资源，并不是把山林川泽封禁起来，不让人们利用，而是按照规定的季节开放，有计划地利用。他说：“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体现了保护和合理利用生物资源，使之正常增殖的思想认识。他把对生物资源的保护同经济发展和国计民生结合起来，成为富国强兵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采取的许多措施都是保障农业生产发展的。此外，管仲还十分注意环境卫生，甚至具体到水井的清洁。《中匡篇》说：“公与管仲父而将饮之，掘新井而柴焉。”这也说明，当时人们已经知道用柴木盖井，保护饮用水源的清洁卫生。先秦关于保护生物资源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到了秦汉时期，保护生物资源的行动已由自发阶段进入了相当自觉的阶段，在理论上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西汉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对先秦环境保护政策进行了系统总结，其中关于保护生物资源的一系列具体规定，体现了合理利用和保护生物资源与农业生产密切结合的特点，是古代生物资源保护政策的最完善的论述。唐代和宋代对环境管理和生物资源的保护仍给予一定程度的重视。唐代不仅把山林川泽、苑圃、打猎作为政府管理的范围，还把城市绿化、郊祠神坛、五岳名山纳入政府管理的职责范畴，同时还把京兆、河南二都四郊三百里划为禁伐区或禁猎区，这就从管理范围上超过了先秦时期。宋代，特别是北宋，也相当重视生物资源的保护，并注重立法保护，甚至以皇帝下诏令的方式，一再重申保护禁令；同时，还命令州县官吏以至乡长里长之类的基层官吏侦察捕拿违犯禁令的人，可见其认真程度及执法之严。从宋代起，人们对围湖造田导致蓄泄两误、滥砍乱伐导致水土流失的问题已经有所觉察，表明当时的有识之士对新出现的环境问题相当敏感。明代对山林川泽的保护一直到仁宗（公元1425－1426年）时、都承袭前代的有关规定进行管制，而且范围相当广泛。到仁宗时，为了缓和“工役繁兴，征取稍急”的困难局面，减轻人民负担，就开始放弃或部分放弃了管制措施。“山场、园林、湖池、坑冶、果树、蜂蜜官设守禁者，悉予民”。由于驰禁湖泊，使许多湖泊被盗为田，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了一些人为的自然灾害。据《明史·河渠志》记载，明英宗时巡抚周忱曾指出围湖造田的恶果：“故山溪水涨，有所宣泄，近者富豪筑圩田，遏湖水，每遏泛滥，害即及民”。明代驰禁山林河泊，虽有某种不得己的原因。但确是保护方面地倒退，对环境地损害很大。?清代人口猛增，又开放了东北、西北及江南许多草原或山地，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