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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西方知识界回顾? ?来源：东方早报书评周刊 作者：刘擎　 发布时间：2010.01.11? 　　柏林墙：二十年后的纪念与思考 　　柏林墙是冷战时代两大阵营对垒的超级象征物，它的“倒塌”是意志行动的结果，被铭记为一个革命性的时刻。二十年过去了，那个历史时刻再度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心。从2009年初开始，相关的纪念活动、学术研讨会、书籍、文章以及影像作品纷至沓来。11月9日在柏林墙原址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典。当一千块巨型的“多米诺骨牌”相继倒下，欢呼的声浪掠过柏林的夜空。两周以后，欧盟二十七国通过了《里斯本条约》。但是，“完整而自由的欧洲”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东欧的巨变既给人欣悦与希望，也让人疑虑甚至幻灭。因此，比各种庆典更值得关注的是“二十年之后的思考”。 　　牛津大学欧洲史家阿什（Timothy Garton Ash）以研究“苏东巨变”而蜚声学界。他在今年发表多篇文章，分析评论最新的相关研究，提出自己的批评见解。1989年巨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突发性，当时几乎无人预料，但事后却有不少“后知之明”的判断，认为这是注定要发生的革命。阿什反对这种决定论式的解释，指出当时的局势存在多种可能的走向，而各种力量的交汇互动以及某些偶然性的因素（甚至包括媒体的错误报道），促成了形势急转直下，直到不可逆转的时刻。在对巨变之成因的探究中，阿什坚持主张，各地的集体行动是主导力量，西方势力在当地的抗议运动中没有决定性的作用。他认为将运动归结为“西方阴谋”的说法“本身就是当地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力图在反西方的舆论中剥夺反对派领袖的资格，以叛国的理由封锁他们”。实际上，美苏两国领导人对时局的反应是消极被动的，他们的谨慎克制主要是出于对形势的误判——他们不相信会有重大的变局，他们“低估了小国寡民之作为的意义”。在阿什看来，这场巨变的第二个特征是非暴力性质，即所谓“天鹅绒革命”。“如果1789年式的革命图腾是断头台，那么1989年革命的标志是圆桌。”它的行动主体不是阶级联盟，而是广泛的社会大联合；运动的高潮不是恐怖暴力，而是妥协谈判；抗议运动所追求的目标不是全新的乌托邦，而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经存在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经济安排。阿什相信，“天鹅绒革命”作为一种范式并不普遍适用，其有效性取决于具体的国情和国际关系的形态。 　　左翼明星学者齐泽克（Slavoj Zizek）关切的问题是巨变之后的政治文化。他撰文指出，“当天鹅绒革命的崇高迷雾被民主资本主义的现实所驱散，人们陷入了不可避免的失望。”当抗议运动的英雄还沉浸在对一个正义、诚实和团结的新社会的梦想之中，前政府官员早就急迫地投身于新资本主义的市场游戏之中，无所顾忌地玩弄肮脏腐败的伎俩，远比那些异议人士更适合经营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于是，那个“新社会的梦想”化为泡影。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资本主义确实比社会主义要好得多，那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仍然如此悲惨？”齐泽克的回答是，许多人以为资本主义必定会带来正义和民主，但这是一种幻觉。他分析指出，某些威权国家实施的资本主义比起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还“更加资本主义”、更为有效、更有利可图。因此我们应该放弃对资本主义的幻想，它与当初对新社会的梦想无关。他相信，在二十年前东欧的抗议者当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并不渴望资本主义，而是寻求一种生活的自由——“不在国家的控制之下，随心所欲地相聚交谈；过一种简单而真诚的生活，摆脱粗糙的意识形态灌输和普遍的犬儒虚伪。”这种理想可以被最恰当地界定为“具有人性面目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而在今天，这种理想和态度应当被赋予第二次机会。 　　新资本主义还是新世界？ 　　距离“天鹅绒革命”不到二十年，世界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华尔街的溃败之于市场原教旨主义，就相当于柏林墙的崩塌之于共产主义”——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一篇访谈文章的标题，如今已成为被广泛引用的名句。2009年5月，著名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Richard Posner）发表新著，其书名点出了他对经济危机的诊断：这是“资本主义的一场失败”（中译本将书名做了更为耸动的修饰，译作“资本主义的失败”）。反讽的是，1989年的幻灭感似乎在二十年后再度出现，却是以“命运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的方式指向“资本主义”。 　　在双重幻灭之后，既有对“社会主义复兴”的呼吁，也有对“改造资本主义”的诉求。左翼（托派）理论家伍兹（Alan Woods）认为，当前的危机显示，人民需要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但不是过去那种官僚极权式的社会主义——这种歪曲版的社会主义导致了1989年的巨变，最后演变为一场“反革命运动”。我们需要返回“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