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大语文阅读之漫话诗词：龙腾虎奋的建安诗坛.docVIP

龙腾虎奋的建安诗坛 　　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 　　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 　　这两首诗是金代诗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的第一、第二首。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按照时代先后，纵论历代诗歌流变，品评作家作品，可以说是一篇以诗歌形式写成的中国诗歌简史。在这两首诗中，第一首用来标榜作者以诗歌长河的“疏凿手”自命，要以这三十首诗来甄别诗体正伪的宗旨，真正的论诗是从第二首开始的；因此清代的翁方纲在《石洲诗话》中说：“论诗从建安才子说起，此真诗中疏凿手矣。李太白亦云‘蓬莱文章建安骨’，韩文公亦云‘建安能者七’。”诗中的“并州刘越石”，指的是西晋末年的刘琨。他以诗人而担任一军统帅，作诗又慷慨有奇气，所以元好问为他晚生数十年，未能跻入建安诸子而感到遗憾。诗中的“曹刘”指的是曹植、刘桢，自钟嵘以来，一向将他们两人作为建安诗人的代表，在元好问另一首《自题中州集后》诗中，也有“邺下曹刘气尽豪”之句。然而，元好问论历代诗歌，为什么要从建安诗人论起，而翁方纲也盛赞此举为“真诗中疏凿手”呢？ 　　中国的文学，虽然源远流长，早在周代春秋时期就出现了《诗经》这样洋洋大观的诗歌总集，战国时代就产生了屈原这样千古不朽的伟大诗人，然而，直到建安时代它才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而真正成熟起来。可以说，以前的文学是山野中天然生长出来的野花，到了建安时代它才被移入庭苑，栽于花圃，有许多才俊之士化费毕生的心血去浇灌培养它，使它争妍斗艳，异彩纷呈。 　　建安以前，作为中国文学主流的诗辞，都是在诗人心有所蕴、情不自禁的情况下产生的，作者并没有有意识地去追求绮思丽藻，以图传世，所以直到两汉乐府、《古诗十九首》，都不著作者姓氏，也没有以诗名家之人。直到建安时代，才涌现了一大批呕心沥血地致力于诗赋并且各具风格、卓然成家的文学之士。这一变化，也导致了文学体裁的转变。两汉时代，文学的主体是铺陈排比、劝百讽一的汉赋。汉赋虽然由楚辞演变而成，但它以铺彩摛文、夸奇炫博为能事，早已背离了楚辞抒情言志、吟咏性情的精神，以至于作为赋家之一的扬雄也称之为“雕虫小技”，而对它表示出鄙夷不屑的态度。文坛这种情况，也就是齐梁时代著名文论家钟嵘《诗品·序》中所说的：“自王（褒）、扬（雄）、枚（乘）、马（司马相如）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即洛阳，借指东汉）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到了建安时代，这种兴寄都绝的情形翕然一变，建安文人远继《诗经》、《楚辞》，近承两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论》）创作出了一大批情文兼备、文质彬彬的诗赋散文，而其中尤其以五言诗的成就最大。 　　中国最早的诗歌以四言为主，但那时已有五言诗的萌芽。《诗经》中《行露》、《北山》等篇已有半章甚至全章都是五言的，但那些毕竟还是断章散句，不能称为五言诗。秦汉之间，五言的歌谣已开始在民间流行，汉武帝后这种五言歌谣被大量采入乐府，文人相继模仿，这就是五言诗的起源。但是相传为西汉枚乘、李陵、苏武等人的五言诗或系讹传，或系假托而并不可靠。留传下来的最早的文人五言诗是东汉早期作家班固的《咏史》，但正如钟嵘所说，它是“质木无文”的，直到大约产生于东汉后期的无名氏《古诗十九首》，五言诗才真正成熟。建安诗人普遍采用这新兴的五言诗体，不仅进一步丰富了它的艺术技巧，并且奠定了它在诗坛上成为主要形式的地位。 　　如果我们以现在的眼光，对“诗”字作广义的理解，那么直接继承《楚辞》传统的抒情小赋实在也可属于诗的范畴。在这方面，建安诗人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抒情小赋最早见于张衡的《归田赋》等，但其流行却也是东汉末叶的事。建安时代之前旧的赋颂的传统还很强大，那时抒情小赋虽然已经出现，却不过是正统汉赋的小小陪衬，到了建安诗人手中，它才真正发扬光大，蔚为大国。 　　建安诗辞的丰功伟绩，不是一二英豪所能创建出来的。建安时代是一个风起云涌、天翻地覆的时代，也是一个群雄崛起、各显身手的时代，当时的文坛，也呈现一派俊才云蒸、英彦霞蔚的气象。居于领袖地位的，是曹操、曹丕、曹植；左右作为他们羽翼的，有所谓“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其次“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真所谓“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钟嵘《诗品·序》）。除三曹、七子外，其声誉著称于时并垂之后世者还有蔡琰、祢衡、邯郸淳、繁钦、路粹、丁仪、丁廙、杨修、荀纬等。这些俊才英彦骋其捷足，望路争驱，才将建安诗辞推向极致，创造出一个盛极一时，晖映后世的灿烂局面。 　　光辉灿烂的建安诗辞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在昌盛繁荣、生活安定的两汉时期所没有出现的文学蓬勃发展的景象，却产生在这样一个衰乱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