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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文 迟子建:好文学是朴素中的华美，喧嚣中的寂静 迟子建说：“写作让我找到了一个不离不弃的‘伴侣’———那支看不见的笔，只要你不背弃它，它绝不会别你而去。” “文学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愿意重复我曾经说过的这句话：提着文学这盏灯，你就不怕一个人走夜路。” “一个修行的人，怎会长久记着那种一闪即逝的愉快呢？” “人肯定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苍凉感，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这个苍凉的世界上多给自己和他人一点温暖。” 千万不要把虚构看得简单了，伟大的虚构，可以洞见一个非凡的世界。 作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个裁缝，要对自己手中掌握的材料，量体裁衣。该做成长袍的你做成短衫就是浪费，该做成短衫的你硬做成长袍就会显得局促。 生活很难用热爱或是不爱去界定，生活就是生活，无论好坏，无论风霜雨雪，你都得承受。 鲁迅的政治讽刺诗：形象生动、入木三分 鲁迅通过政治讽刺诗这种文体，鞭挞丑恶、抨击反动、针砭时弊、揭露腐败，在犀利的文风后面，能够看到他高贵的品德、坚定的信念和大无畏的精神。 于丹：重温最美古诗词为让更多人喜欢 读古诗词是一种美丽欣喜的相逢。 诗意是个好东西，有诗情在，你不寂寞孤单，它让你在落寞的时候，还能激情蓬勃，还有人性的信任，对美的依托。 回到历史，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都是政治家，但他们的心多么多情？欧阳修一抬头看天，看到“雪云乍变春云簇。渐觉年华堪送目”。年华更迭，有点感伤，但更多地是对一个春天的迎接。我就想，古人做官的时候都有心思看天空，今天的人眼神都是看地上，看人和人之间的计较。没有人凝视明月，闲对夕阳。我们计较于地上的功利，所以我们的心如此沉重而忧伤。杜甫说，他是“天地一沙鸥”，他的诗中永远都有坐标。李白说，“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我们今天有了超音速飞机，但心理的坐标还没有古人大，我们的人性还有那么蓬勃吗？我喜欢古人那种“沐春风而思飞扬，临秋云而思浩荡”的气象。我讲诗意，就是想在今天召唤大家，养大中国人的这颗心，这是诗情万古能带给我们最好的收获。 诗是我们表情达意的一种方式。人和人之间，我们总有太多的话不能说，比如黄庭坚写同学多年阔别后突然聚首时的两句话：“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人生的况味在这一刻都说清楚了，比我们百转千回，表达不出来要好。 说人生况味，还得说蒋捷。蒋捷的《听雨》，“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那种少年轻狂，少年欢娱，浓情蜜爱，攘攘红尘，哪里能听到雨中的沧桑？到中年变成了“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又是何等沧桑落寞，一个人中年面对落寞的人世、沧桑坎坷，听雨是什么况味？到了晚年，“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这个时候也无风雨也无晴地不关于心，人生穿越之后的那种淡然，真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人生就三个阶段，听雨声，听尽人生况味，这是一种表达，我们今天还会这样地表达吗？所以诗意是我们的表达方式。 缓解焦虑这件事情，首要应该去完善社会制度，而不是说认为文化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今天文化的功能有时候被过分放大了。文化不是弥补制度缺失的代言，它应该促使更好的制度出台。 我对人性一直抱有一种温暖的信任。对于各种社会事件，我一直教我的学生们要从三个层面上分析。从新闻着眼，从制度入手，最后回归到文化心理。我们的眼睛、手和心，构成了我们对中国当下的承诺。我一直认为，今天的大学生这代人，应该是有承诺的知识分子。 我们不能一谈文化就是阳春白雪，不能说我谈诗歌就说这个片子我不了解。我喜欢这些东西。以感性的方式触摸中国文化，我们的心才会更加诗意飞扬。这一切，都不对立。 我们对文化要抱有深情，首先我们是蓬勃而充满热情的生命。我们不要矜持到近乎冷漠，不要典雅到近乎矫情，就是什么事情不屑。什么事情都有雅俗之分，我认为，文化就是“文而化之”，只要活着化入生命，生生不息的形态都是好文化。所以，对一份好文化，要以身体之，以血验之，要有澎湃的生命热情去感受它。我们要打破文化的矜持与冷漠。 诗歌:抗拒与超越平庸的现实 置身市场经济时代的诗人所秉持的立场，似乎必然站在对抗和反叛的位置上，否则，只有向世俗缴械投降。对抗和反叛，导致远离主流退出中心，处于边缘和角落，当代诗歌的卑微身份与尴尬处境就这样被认定。总之，末日情绪在诗歌领域滋长蔓延，并像传染病一样扩散到整个文学界，至少在表象上是这样。 但从本质上说，诗歌的现状似乎还没有那么悲观和可怕。首先，诗歌的飞翔属性决定了她不可能遁形匿迹，总能在时代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空间中顽强地生存，正如飞翔的云雀比靠近人群的鹦鹉更自由更安全一样。其次，即使在西方，由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诗歌也并没有死亡与失踪。恰恰相反，二十世纪是世界性的伟大诗人接连出现的时代，从艾略特、叶芝到布罗茨基、帕斯等，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