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清时期的农业科学家看农业人才问题》.docVIP

从明清时期的农业科学家看农业人才问题 游修龄　 ????农业科学家（以下简称农学家）是现代学科的名词，中国历史上虽有很多研究农业的人才，但就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专业而言，没有相当于现代农学家这一概念的人物。因此，本文首先对历史上的农学家的界定标准作出说明，即凡历史上对农业生产有一定的研究，取得一定的成就，撰写出一定的农学著作及对当时当地和后世农业有一定影响的人才，不论其身份为官吏、政治家、文学家、退隐者或躬耕者，本文都视为农学家，加以收录统计。至于不少文人雅士因爱好花卉所写的文章，不在本文收录统计之列。本文选择明清时期的农学家是因为，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农业达到其发展颠峰后处于停滞的时期，从清末起受到西方现代农学的冲击，开始了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融合和向现代农业过渡，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从人才的角度看，是从历史上广博的通才式的农学人才朝着定向的专业化的农学人才转化的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其影响十分深远。一、 明清农学家的地理分布与成就根据上述界定标准，本文共收录了明清农学家72人，内明代26人，清代16人，其中71人的籍贯可以查明，不明者仅1人，他们的分布如下：江苏21人，浙江18人，福建6人，山东5人，江西4人，安徽3人，直隶3人，河南2人，陕西2人，四川2人，广东1人，湖北1人，贵州1人，山西1人。可见明清时期的农学家绝大多数集中在江苏浙江两省，占总数的54.92%，按东南六省计，则占到总数的80.28%，农学人才的这种集中分布，和陈正祥[1] 及缪进鸿[2] 的东南人才研究的分布非常相似，只不过农学人才的数量很少而已。这72名农学家的成就大小不一，各有特长，很难作概括的评述，但有两个共同特点：其一是他们都非常熟悉农业生产实际，都有亲身实践的体会和经验，他们孜孜以求的精神，很令后人敬仰，值得后人学习。第二个共同点是他们的知识结构都属广博的通才型人才，往往是擅长农业又兼及其他，或虽非专门研究农业却对农业也非常熟悉，有一定程度的研究和理解，例如李时珍、[3] 徐光启、[4] 宋应星等，不一一列举。这里产生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即现代的农学家常常可以从前人的著作中发现一些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材料，但是专家的知识结构不能胜任对这些著作及其作者作全面的解剖和研究，以致每逢纪念某个科学家诞辰几百周年的讲座会上，常常聚集了数十上百来人，各自就其专业对前人成就的各个方面作出分析阐述，每个局部都放大了来看，整体却看不见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专才和通才的矛盾，我们固然需要专才，但也要继承历史传统，有更多的时代需要的通才。再从这72名农学家的农学成就和水平来看，可以认为，“学历”水平和成就水平有密切的关系，进士出身的如徐光启（万历进士）的《农政全书》，马一龙（嘉靖进士）的《农说》，王象晋（万历进士）的《群芳谱》，吴其浚（嘉庆进士）的《植物名实图考》，李彦章（嘉庆进士）的《江南催耕课稻编》以及举人如宋应星（万历举人）的《天工开物》，黄省曾（嘉庆举人）的《稻品》、《种鱼经》等，他们的特点是著作的内容广博，取材丰富或理论阐述深入，代表并反映了中国传统农业从理论到实践的精华，对后世的影响较大，像《农政全书》、《天工开物》、《本草纲目》、《植物名实图考》、《群芳谱》等的影响已超出国界，世界知名。另一方面，“学历”较低的农学家，他们的特点往往是长期家居，亦耕亦读，是读书识字的农业经营者，他们熟悉农业生产，自己即有躬耕田亩的经验，他们所写的农书都是传统农业经验精华，富有科学内容，如《沈氏农书》的一整套稻麦两熟的经验，《知本提纲》提炼出来的施肥“三宜”（土宜、时宜、物宜）的理论等，至今仍有重要意义。二、 明清人才集中于东南的原因明清时期人才集中于东南的现象 从唐宋就形成起来的，历史上出现这种现象，通常解释为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从而带来北方先进的技术和文化等等。这种解释当然是对的，但笔者以为还应该深入分析，比如，大量人口的南移不能只看成简单的人力和智力加入到南方的人群中，还应该看到他们从此和南方人婚配，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遗传种质组合。这才是人才辈出的优生学依据。现代优生学指出，人的体力强弱和脑力智愚都是多对基因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大脑的遗传结构虽然是“先天”决定的，但还要取决于后天，包括从怀孕至儿童教养的环境条件的优化。《左传》早就有“男女同姓，其生不藩”的记述，[5] 因为近亲婚配会给隐性遗传病（痴，聋，哑等）以表现的机会。近亲结婚所生子女，其隐性病患者的百分比较非近亲婚生子女高几倍甚至几十倍，[6] 所以人口的流动和远距离的婚配非常有利于防止不良等位基因的组合而增加优良等位基因的组合。中华民族到秦汉时止主要是在黄河流域进行着频繁的各民族的交融，这成为汉族的基础。魏晋南北朝以后，在北方各少数民族和汉族继续融合的同时，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