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全体原告拒绝的和解.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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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全体原告拒绝的和解

一个被全体原告拒绝的“和解” 1 ———评西松•信浓川“和解” 康健 律师 2010年4月26日,日本西松建设株式会社(以下简称“西松公司”)与几 位中国受害劳工遗属签订了和解协议。此举被一些媒体表述为“西松公司与中 国劳工原告达成和解”,“西松公司向183名中国劳工受害者支付赔偿金”。 然而事实是,西松•信浓川受害劳工案全体原告,也是在 2009 年 6 月被双 方确定作为与西松公司谈判的全体代表,并未与西松公司签订任何和解条款。 2 其根本原因是,西松公司坚持要在信浓川“和解条款” 中写明中国人“请求权 已放弃”的内容,且不允许原告在和解条款中表明不接受“请求权已放弃”这 一错误结论的立场;西松公司为表明其不应承担法律责任的强硬立场,刻意将 其本应向中国受害者支付的赔偿金,换以“偿い金”之词暧昧处理;且同时无 理要求接受“和解”者需承担帮助西松公司今后为此案免被他人再度追究责任 的义务。 全体原告拒绝接受西松信浓川“和解条款” 的立场得到多方人士的支持, 包括加拿大亚洲二战浩劫史实维护会。3 一、西松•信浓川劳工案和解的提起 1944 年被强掳至日本新潟县西松公司信浓川作业所做苦役的其中5 位受害 劳工:韩英林 (于2010年6月7日病故)、侯振海(现已故)、郭真(现已故)、 4 李恕(现已故)、李祥(现已故),于1997年9月18日在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 本政府及西松建设、间组、铁建建设等公司,要求被告在中、日两国媒体上就 强掳并奴役中国受害者的事实公开谢罪,并向每位原告赔偿2000万日元。 2003年3月11日,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未认定加害事实,以超过 时效为由驳回原告的诉求。 原告即提出上诉。2006年6月16日,东京高等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对每位 原告的受害事实予以详细认定,并认定日本国家和日本企业强掳及奴役中国受 害劳工的这一共同不法行为成立。但仍以超过时效为由驳回原告的诉求。 1 原告遂上诉至日本最高法院,2007年6月15日,最高法院第二小法庭驳回 原告上诉。 2009 年,西松公司高层因违法政治献金问题事发,被日本司法机构追究责 任,公司高层随之重新组合。该公司从经营策略等多方面考虑,于2009年5月 表示,希望与中国受害劳工以和解的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此,中国受害 劳工给予了积极地回应。2009 年6 月,笔者以原告中方代理人身份赴东京,和 同为原告代理人日本律师共同与西松公司的代理人谈判。西松公司的代理人当 时表示,要以“花冈和解”为模式来处理本案。对此,笔者当即明确表示:不 应以“花冈和解”为模式,因为“花冈和解”主要特点是奴役中国受害劳工的 鹿岛公司回避 加害 事实、回避责任,对中国受害劳工以救济的方式了断法律 责任,且将其施以救济所设立的基金冠以“友好基金”的桂冠。“花冈和解”对 第三方 (包括不接受此和解的受害劳工及遗属) 还不适当地设立了限制权利 (包括向加害企业鹿岛公司索赔的权利)的条款等。 鉴于信浓川和解谈判是因原告提出的索赔诉讼而起,因此,在与西松公司 谈判初期,双方即确立了本次谈判以诉讼原告作为受害者一方代表的原则。 几个月后,西松公司在抛出和解条款时,坚持将日本 最高法院于2007年4 月27 日认为中国人请求权(即对日索赔权)已放弃,可给中国人适当救济的这 一错误判断写入和解条款,以此作为与中国受害劳工签订和解协议的前提。 作为与西松公司进行谈判的原信浓川作业所中国受害劳工代表(即全体原 告),明确表示,不应将这一由日本最高法院单方面解释《中日联合声明》所作 出的错误结论写入和解条款;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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