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脂评评《石头记》人物形象的塑造_古代文学论文【精品论文】.docVIP

论脂评评《石头记》人物形象的塑造_古代文学论文 小说，是写人的文学，是写人的活动的文学，是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文学。一部作品离开对人物的精美塑造，就谈不上是小说，或者说就谈不上是优秀的小说。《石头记》的人物塑造，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就是现代的许多优秀小说家，也不得不为之叹服，并精心潜摹，刻苦学习。从各种不同角度研究《石头记》人物塑造的文章，那是数不胜数的。曹雪芹同时代的脂砚斋，早也写了不少这方面评语，今天看来也还新鲜，评论这方面评语的文章，似乎少见。归纳起来，脂砚斋大约谈过以下一些问题。 一 人物塑造的合理化 脂砚斋与曹雪芹一样，指责当时小说家人物塑造的不合理，不是“满纸红拂、紫烟”，就是“貌如潘安，才如子建”等语；不是“天下无二，古今无双”，就是“一百个女子，皆似如花似玉一副脸面”；甚至写“奸人”，则必“鼠耳鹰腮等语”，写美人则必“满纸羞花闭月，莺啼燕语”。脂砚斋常用“最恨”、“可叹”、“可笑”、“可厌”这些带有感情色彩的字眼，对千篇一律的公式化、脸谱化，提出原则性的批评。这与曹雪芹在《石头记》第一回中借空空道人与石头对话，所批评的“才子佳人等书”“千部一腔，千人一面”，是完全一致的。这些意见是不是凭空而发的呢?不是的。明末清初的文坛，泛滥着大量的才子佳人小说，诸如《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等等，鲁迅先生就曾批评瞿佑的《剪灯新话》是：“文题意境，并橅唐人，而文笔殊冗弱不相副，然以粉饰闺情，拈缀艳语，故特为时流所喜，仿效者纷起……”[1]可见脂评的针对性是很强的。 脂砚斋既然反对人物塑造方法的公式化，那么，他的正面主张是什么呢?就是他常提到的“真正情理之文”，换言之，也就是说人物塑造要合理化。 怎样才算合理化? (1)人物塑造要与生活实际相符。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肯定符合生活实际的人物塑造。在宝、黛爱情悲剧的发展过程中，作者那支极其灵妙的笔，在第五十七回中，描绘了一出可悲可笑的喜剧镜头，那就是“慧紫鹃情辞试忙玉”[2]所引起的贾宝玉似傻如狂的病症。经过药物治疗与精神治疗后，贾宝玉逐渐康复。但大病初癒，精力毕竟不济。到了第五十八回，饭后发倦，袭人劝他：“天气甚好，你且出去逛逛。”“宝玉听说，只得拄了一支拐杖，？？？着鞋步出院外。”一个平素“形容出众，举止不群”[3]的翩翩少年，忽然变成了“惫懒”形象。如果把这一描写，放在黛玉初进贾府之际，那不仅是不伦不类，而且还会出现难以估计的笑话，甚至要使《石头记》改观。放在这里则是顺理成章之事，读者不以为怪。所以脂砚斋批了四个字“画出病势”。这就是对曹雷芹这一描写合理性的肯定，因为它符合贾宝玉病后初愈的生活实际。又如在第一回中，作者通过贾雨村的眼睛，写甄士隐家中的丫环“生得仪容不俗，眉目清朗，虽无十分姿色，却亦有动人之处”。甲戌本有一条脂批；“更好，这便是真正情理之文。”另外，贾雨村正处于穷愁潦倒之际，生活尚且不周，又何能有家有室?所以脂评又挖苦他：“今古穷酸色心最重。”“仪容不俗，眉目清朗”的印象，既是贾雨村自作多情，又是他“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心里反映，这不是很真实而又符合情理的吗? 二是否定不符合生活实际的人物塑造。曹雪芹带着极其憎恶的感情，来塑造贾雨村这一奸雄形象的，揭露了他种种的阴私和罪恶。然而作者并没有用脸谱化的方法，从外形写成奸雄的形象，相反，作者通过丫环娇杏的眼睛，写他“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权腮”。可见曹雪芹对复杂的社会生活和人物的表里是有着深邃的观察和了解的，对贾雨村这一形象的塑造是符合生活实际的。脂砚斋便借题发挥，对那些不从生活实际出发的人物塑造方法作了无情的嘲笑：“最可笑世之小说中，凡写奸人则鼠耳鹰腮等语。”事实上，奸人并不一定就鼠耳鹰腮；鼠耳鹰腮的也并不一定就是奸人，如果奸人的面孔都刻着奸人的印记，那还有什么复杂的社会斗争呢?依着这个模式去塑造人物形象，只能造成公式化、概念化的泛滥。就连春秋时代的孔老夫子还发过类似的感慨：“以貌取人，失之子羽。”[4]这就是说不能从外貌的丑陋与否，来断定人的好坏。雨果《巴黎圣母院》中喀西莫多奇丑无比，然而却有着纯美的心灵[5]。所以形式与内容、容貌与品质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庚辰本第八十回，所写的夏金桂又何尝不是如此?作者通过贾宝玉认识上的矛盾来写夏金桂“举止形容也不怪厉，一般是鲜花嫩柳，与众姊妹不差上下的人，焉得这等情性，可为奇怪之至”。下面有一双行墨批：“别书中形容姤妇，必日黄发黧面，岂不可笑!”这也是借题发挥，即以曹雪芹符合生活实际的人物塑造，来否定有些作者人物塑造公式化的。 (2)人物塑造要与环境相符。这也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诗意的环境，塑造诗意的形象。《石头记》第二十三回，既写了贾宝玉在沁芳闸桥边把吹落的桃花兜起抖在池内，让其飘飘荡荡随水流去，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