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公德的词源学.docVIP

? “公共领域”这个概念是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换》一书中提出来的。哈氏的“公共领域”指的是一个真实的公共意见得以形成的场域，是社会影响国家行动的渠道，处于社会日常生活与国家之间。关于“公”的问题，面相很多，哈氏所言只是其中之一，并且这个概念带有强烈的西方政治色彩，与中国历史经验中存在于日常生活层次的“公”性质不一样。“公德”或“公德心”这个观念在华人世界的出现，大概始于梁启超的《新民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以成立者也。人也者，善群之动物也……而遂能有功者也，必有一物焉，贯注而联络之，然后群之实乃举。若此者谓之公德。”后文对公德的性质有进一步的说明：“道德之本体一而已。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独善其身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 ????“公德”一词并非梁启超所自创，而是日本原有的观念，他只是借用。公德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念》一书中，他说：“与外界接触而表现于社交行为的，如廉耻、公平、正直、勇敢等叫做公德。”他认为，传统日本和中国所讲的道德，几乎都是限于个人及其周遭狭小范围的私德，道德要发扬到广大的人群，惟有依靠“智”的力量。种种迹象显示，“公德”是一个在明治时代广泛流行的观念，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也就是《新民说》开始撰写前两年）8月公布的《小学校令施行规则》中，第二条论修身课之宗旨云：“修身乃基于教育敕语之旨趣，主旨在于涵养儿童德性、指导道德实践……培养对社会国家的责任……鼓励进取，崇尚公德，忠君爱国。”1901年日本出现了一个讨论公德问题的风潮，当年1月至4月，《读卖新闻》刊载了150个有关如何培养公德的实例，这是报社当局为唤起民众的公德意识而进行的计划，报社同时并开办一连串的“公德养成风俗改良演说会”。和梁启超的思想相对照，日本公德观念最明显的不同是，政治伦理、集体主义的色彩淡薄，社会伦理的意味则远为浓厚。在许多日本人看来，和西洋人相比，他们缺乏公共心，但在有些中国人眼中，日本的环境宛如仙境。清末思想家宋恕于1903年到日本游历，在给夫人的一封信中说：东京“大街小巷无不林木蔚然，洁净达于极点，以我北京比之，真天堂地狱之别矣！”很明显地，在明治晚期，日本的公德状况已远优于中国，加以各方不断进行改善的努力，现在日本普遍公德水平之高，已是众所周知的。这也是我之所以对日本抱有好感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我曾经在一本杂志（好像是《读者》？）上看到，一个中国人在日本地铁站看到一个日本男人在指定吸烟处吸完烟后见四周并无垃圾桶，便将烟头扔进了自己的皮包里——那是一个非常精致的皮包。而我在本国的公交上则经常听到国企的员工大肆夸耀自己如何如何揩公家的油。记得前些年还有个老外（他妻子是中国人）在武汉专门捡别人随地乱扔的垃圾，反正中国人视为随手的事，也不自以为耻。在学校的课桌上乱涂乱画也是没有公德心的体现，这哪像是大学生干的事情？算上酒后驾车、乱翻护栏、随地吐痰、假烟假酒，那就太多了…… ????“公德”的范围有多大，包含了哪些行为？是一个不容易有确切答案的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公德大多用来指称不作为或消极性的公民行为，基本上是要求公民不要破坏公共利益，或不要妨害在公共场所活动的他人，如不要插队、考试不作弊、不要随地扔垃圾、不要任意停车、不要制造噪音等等。当前意义的公德观念指出了华人文化的一个特质，这就是：一般来说，华人对公共利益或陌生人的存在，感觉相当模糊。在行为上，经常以占用公共资源或伤害陌生人的方式来增进自己的利益。用一个比较戏剧性的说法，许多华人和公众利益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敌对关系。刘师培于1905年、1906年出版的《伦理学教科书》第二册用将近一半的篇幅讨论社会伦理，刘师培所论的“公德”就很少有集体主义或国族主义的意味，他言及中国人轻公德，举的例子是：“污秽公共道路，损折公共之花木，乘舟车则争先，营贸易则作伪。”梁启超早年似未特别重视公德的不作为面，但在1916年撰写《国民浅训》时，则也慷慨陈词：“我国人……一涉公字，其事立败……公林无不斩伐，公路无不芜梗，公园无不毁坏。有一公物于此，在西人则以此为此物我固有一份也，乃拥护而保全之，使我能长享有此份。在中国人则以为此物我固有一份也，乃急取我一份所有者割归独享，又乘他人之不觉或无力抵抗，则并他人之一份所有而纂取之。”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中许多人曾经作过一个调整传统伦理体系的努力，提倡在传统的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兄弟五伦之外，再加上第六伦——一个具有社会伦理意义的关系。对于第六伦，现在一般称作群己关系，即个人对群体的伦理责任。提倡群体利益的意识，或许有助于改善公德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人类行事一般以自己的利益为主要出发点，我们不可能——恐怕也没有权利——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