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银行制度变迁适应性效率与功能演进出版发行.DOC

《中国国有银行制度变迁：适应性效率与功能演进》出版发行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之二《中国国有银行制度变迁：适应性效率与功能演进》，由中心研究员郭梅亮博士撰写，近日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对于国有银行制度研究，国内已经积累了不少文献，已有的研究成果为本书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但相关研究仍显得过于零散，缺乏相应的理论框架体系。一些研究结论也使得我们急于寻求短期见效方案，而忽视了国有银行的长期制度性建设。本书尝试着提出银行适应性效率的初步分析框架，即在制度结构—银行功能演进—银行长期绩效的框架下，坚持从内生、长期和整体演进的视角对充满“中国故事”的国有银行制度变迁予以刻画和分析，以期能更加全面深刻地了解中国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 本书认为银行制度变迁的核心在于功能演进与扩展，银行制度的适应性效率最终表现为银行功能适应性。银行绩效高低不在于其以何种形式存在，而是取决于特定制度环境是否有利于银行功能的实现，故应从金融功能角度去研究国有银行制度变迁及绩效表现。特别是与西方银行制度不同，中国国有银行具有财政替代功能和金融功能双重属性，其功能演变与所处的制度环境存在着不可割舍的“血肉联系”。对于国有银行这两种功能属性，不能先验地认为财政性替代功能下的绩效就一定劣于或者优于市场金融功能下的绩效，而要看其是否能促进经济长期发展。这两种功能的强弱与转换取决于其所依赖的制度结构，即政府与市场力量的反复博弈、协调甚至是妥协程度。制度结构中政府与市场力量之间的耦合度和协调性将是解释国有银行制度演变的关键。 在国有银行改革中，曾经“盛极一时”的市场竞争与产权结构之争，实际上是经济体制上增量改革与存量调整之间的争论在金融制度改革中的延续。这两种观点在适应性效率框架中具有一致性，应该统一而不是割裂地看待两者，产权结构安排应与市场竞争动态地相互适应。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市场竞争说还是产权结构论，对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解释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国有银行财政替代功能的特殊性。本书认为，对国有银行改革的讨论应当注重初始制度条件的重要性，它与政府因素在国有银行制度演进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国有银行市场化改革并不是简单的私有化、自由化或政府“一退了之”，而是取决于各种制衡力量特别是政府因素和市场力量相互协调与妥协，国有银行改革应当坚持整体渐进演变的思路。 在“二重结构”的初始制度条件下，国家能力扩展模型与传统意识形态巧妙结合，构成了我国金融制度变迁选择强制性变迁路径的充要条件。传统“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格局、意识形态熏陶与“弱财政强金融”的经济格局，是国有银行财政替代功能得以实现的基础。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保持内在一致，使得以财政替代功能为主导的国有银行成为当时一种有效的金融制度安排。尽管这种功能从“标准”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角度看是外生的，但却内生于其所依赖的制度结构，而且正是这种看似“落后”的制度安排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相适应，表现出适应性效率，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然而随着渐近式改革推进，国有银行原先的制度功能对其所处的新制度环境越来越表现出非适应性。本书从影响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制度结构（政府和市场力量两个维度，六个方面）入手，刻画了国有银行功能调整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两种力量对比的变化构成国有银行功能由财政性替代功能向金融服务功能转变的内在逻辑。但是与前期财政替代功能下的被动扩张相比，国有银行规模收缩更具有主动性，反映出“金融因素”正逐渐取代“财政因素”，这种调整是国有银行适应性能力的一种体现。 经过“一番手术”后，国有银行“焕然一新”，本书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说明资本市场化改革对国有银行短期微观绩效提高效果显著。但在其业绩爆发的外表下，本书研究表明，有双重理性的国有银行不仅通过资产负债表中存差的形式将金融风险与国家信誉牢牢拴住，而且其债权结构也日益“失衡”，更加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如此宏观格局的出现，表现资本市场化改革及上市不能作为国有银行制度市场化改革成功的衡量依据。特别是在当下，一方面国有银行掌握着规模庞大的金融资源，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却又是“嗷嗷待哺”。这种冲突反映出资本市场化改革后的国有银行微观绩效提高既不等同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整体增进，也不意味着整个国有银行制度就具备了适应性效率。 从银行适应性效率视角出发，本书认为银行制度市场化是否成功，更取决于资产市场化。因为资产的角度本质上是基于金融功能观的视角，它更能反映国有银行的真实行为，更具有增量上的意义，更能体现长期和动态因素，更能刻画国有银行制度市场化的本质内涵。只有对国有银行资产进行市场化改革，其微观绩效改善才会具有上宏观整体增进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意义。对于资产市场化改革方式，本书认为，强制国有银行与非国有经济部门建立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