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井田制土地私有制的建立土地兼并.pptVIP

关于井田制的研究，传统观点以郭沫若和范文澜为主要代表，郭沫若认为，井田制是一种土地国有制，井田中有公田私田之分，公田是指周王分赐给诸侯和百官的井田。诸侯和百官利用奴隶的劳动力，在井田之外所开垦出来的土地，即是‘私田’。范文澜认为：井田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从周天子到大夫是各级领主，他们是土地所有者。被统治阶级是庶民，是主要的农业劳动者。每个农夫领受一份田地，这就是私田。公田是封建领主的田地。所谓耕公田，就是领受私田的农夫，在领主的田上进行无报酬劳动，向领主缴纳力役地租。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从周人的农村基层结构里看，实在是没有井田制的。所谓井田制，不过是后世儒者根据孟子的话假造出来的罢了。”  林甘泉在《中国古代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一文中指出：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从土地公有制过渡到土地私有制，都经过了一个或长或短的中间阶段。这个中间阶段，就是公有制和私有制两个因素并存的共同体土地所有制阶段。中国历史也不例外。所谓共同体，是指古代社会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一种社会基层组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著中，有时也称这种共同体为公社。世界上不少国家和民族，是血缘共同体解体以后，才过渡到地缘共同体。而在中国古代，由于宗法制度起了牢固的维系作用，使得父系血缘组织以家族和宗族形态长期保存下来。孟子所谈到的井田制，就是这种古代共同体土地所有制的一种模式：“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虽然孟子语焉不详，但因为在《左传》、《国语》、《周礼》和《论语》等先秦古籍中都提到过井田。因而大多数学者都承认春秋以前确实存在井田制。 春秋时期齐国“相地而衰征”，鲁国“初税亩”，郑国“作丘赋”，都是基于土地所有制变革而推行的履亩而税的改革。除了共同体成员的份地变为个体农民的私有土地之外，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化的过程还有另一条途径，即由国家分封和赏赐的田邑变为私人的地产。战国时期各国为了鼓励将士奋勇杀敌，都制订了一套军功赏田的制度，这样就制造出一大批的军功地主。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于三十一年（前216年）下令“使黔首自实田”。“黔首”即平民。“使黔首自实田”就是让全国的平民都向政府如实呈报自己占有土地的数额，以便政府作为征收田租的依据。从此以后，私人占有的土地只要向国家登记并交纳赋税，就取得了合法的所有权，这是土地私有制确立的重要里程碑。 共同体土地所有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全国的土地都变成私有土地了。从秦汉到明清，国家仍然掌握着相当数量的国有土地。凡非私人所有的土地（包括山林川泽）或是土地主人已经死亡的户绝地，以及由国家依法收回、没收的土地，都属国有土地。但国有土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并不居于主要地位，而且不断被土地私有制排挤和侵蚀。 均田制的实施，有利于土地和劳动生产者结合，对于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也使得封建国家的征收赋役有了保证。但均田制本身包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首先，它并没有完全改变原先的土地占有关系，封建国家授给各色人等的土地，固然具有国有土地的性质，但先前存在的各种私有土地，并没有因均田制的施行而改变其所有权。而永业田一经授给之后，也就变成了私有土地。在均田制施行时期，始终与先前一样存在着封建土地国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其次，均田制度并不是把所有土地打乱重新分配，而且口分田退还给官府的很少，所以尽管封建国家规定了永业田和口分田的授田标准，但无论在地多人少的宽乡或地少人多的狭乡，实际上农民都无法按照法定数额授田。均田制度中矛盾的发展，到唐代安史之乱后更为尖锐，随着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进一步发展，国家已无田可授，国家的赋役来源进一步缩减，最后，均田制度为两税法所代替。均田制的废驰，是封建国有土地制衰落的一个重要标志， 观点:中国古代”抑商”政策的再认识 最新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经济政策中的”抑商”由两方面组成:一方面抑制私人商业的发展,一方面保护和发展国营商业.中国古代”抑商”政策对交换环节影响甚小,而对分配环节作用较大.主要目的是减少私商所获得的商业利益.抑制私人商业方面有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措施.保护和发展国营商业政策主要有三:①实行专卖制度;②发展官商;③国家垄断货币铸造权.中国古代社会生产的实现必需经过交换这一环节,因此商业不可或缺,是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由于中国古代经济以农业为基本内容,主要形式是自然经济,商业规模被限定在较低的水平上,其基本特征也是适合于这一种社会经济结构的. “重农”未必“抑商” 近年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流水平，然而却在二百年间迅速落伍与重农抑商制度有密切关系，重农抑商制度的实质是为了获取垄断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