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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颉篇》概说赵 守 祥中国留存下来的文献记载，仓颉始创文字，仓颉是中国文字鼻祖。笔者在前不久完成的《关于仓颉的再考证》一文中指出：仓颉一称，实实在在是中国文字创立史的代名词；这已经是一个很清楚的重大历史事实。元《至正金陵新志》（至正为元顺帝的年号，1341-1368）载：“昔周初有仓颉墓（指寿光仓颉墓）下得石刻，藏之书府”。北宋朝太师王著（？-992）奉宋徽宗令所编《淳化阁帖》将出土于寿光仓颉墓的石刻（即仓颉石室二十八字）作为“诸家法帖”（法帖即将古代著名书法家墨迹经双勾描摹后刻于石或木板上，再拓印装订成帖）的第一篇收入帖中，并注曰：“在北海，此石虽不得，而为吾国文字之祖”。当代学者谢子展则谓仓颉文“是四千多年前的文字”。真如以上三者言，则仓颉造字是极早的事，可上推至夏代早期及其以前，是在距今四五千年间，这正与史载仓颉为黄帝史官之时代相符，且已为地下考古发现所证实。中国文字的创立始于大汶口文化时期，发展、兴盛、成熟于龙山文化时期（龙山文化下限已延至夏纪年内）。在民族基因记忆中，中国文字发明的主体是仓颉氏族，其代表人物是仓颉。正因于这个缘故，在从龙山文化以至于夏、商、周、秦、汉，甚至更后，是字书多以仓颉名之。在中国历史进入王国时代，尤其是秦汉之际及以降，字书是当时普及知识文化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载体，是民族文化的基础和核心，是那个时期王朝、统治者实现天下一统统治的核心文化资源和核心文化手段。而这个时期的字书均以仓颉而名。一《仓颉篇》是我国古代识字教材的代表性著作，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秦统一之初。《仓颉篇》是我国秦汉时期由国家编著的识字课本，所形成的是秦汉时期的一种规范文字。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实行“书同文”的政策，丞相李斯废除六国文字中不与秦文相合部分，以周时之《史籀篇》（大篆）为本（史籀传为周宣王时太史，秦国人。而秦的祖先则是源出于今寿光一带的益族，即伯益之后。籀即抽字，籀与仓颉姓氏侯冈之侯，寿光之寿，均为音近字，是源发于寿光一带的古音），改篇中繁重、怪累之字而成秦篆（小篆），作成《仓颉篇》，同时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李斯《仓颉》七章、赵高《爰历》六章，胡毋敬《博学》七章。汉初，乡间书师为教学童将秦代《仓颉》、《爰历》、《博学》（称为“秦三仓”）三部字书并为一书，总名为《仓颉篇》，四字一句（《史籀篇》相推也应为四言句式），六十字为一章，共五十五章（称“三仓六卷”），总字数3300字，小篆的常用字基本上都囊括在内。因为秦时“三仓”多用古字，到汉朝宣帝（公元前73-公元前50）时一般人难以读懂，汉宣帝从齐国征到了能正读的人，命张敞（字子高，河东平阳即今临汾人）等人从受，张敞又传至外孙杜林（扶风茂陵即今咸阳人），杜林并作文字训诂。汉平帝（公元1- 5）时集100多名通小学（即文字）之人于未央宫说文，在此基础上，由黄门侍郎杨雄篆成《训纂篇》，作为《仓颉篇》的续篇（去除了《仓颉篇》中重复之字），总计89章，5340字（在《仓颉篇》基础上，增加34章，2040字）。杨雄所篆《训纂篇》最后二字是“滂熹”，到汉和帝（89-105），郎中贾鲂又续为《滂熹篇》。到晋代，张轨将秦之《仓颉篇》（秦“三仓”）编为上卷，《训纂篇》作为中卷，《滂熹篇》作为下卷，亦称“三仓”，即谓之“汉三仓”。除此之外，汉代仿《仓颉篇》编出的字书还有汉武帝时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的《急就篇》（又称《急就章》每句七字），汉武帝时将作太医李长的《元尚篇》等。《汉书·艺文志》曰：《急就篇》、《元尚篇》中均为《仓颉篇》中正字，《凡将篇》则有出入。“汉三仓”即《仓颉篇》（秦“三仓”）、《训纂篇》、《滂熹篇》，加《凡将》、《急就》、《元尚》三篇，即史说秦汉时期8部字书。这8部字书，完整保留下来的只有《急就篇》。《仓颉篇》则有残简出土。其他不传。《仓颉篇》的亡佚，学者认为应在北宋末宋室南迁时毁于兵燹。从这时起完整的《仓颉篇》不再见，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是在其他著作中引用《仓颉篇》的片言只语。《仓颉篇》在宋代亡佚，但在中国其他古籍中，却常能看到被引用的《仓颉篇》句子。清孙星衍、陶方琦把前人引用《仓颉篇》文句收入他们所辑的《仓颉篇》及补本中。王国维还收录敦煌出土汉简上的《仓颉篇》残简而成《重辑仓颉篇》。自汉至宋，引用《仓颉篇》句子的著作总数达四五十种。唐六臣《文选注》引用《仓颉篇》172处。唐释慧琳《正续一切音义》引用《仓颉篇》1470处。二20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在甘肃敦煌发掘汉长城烽燧，从遗址中出土一批汉简，内有《仓颉篇》整简一支，断简4支，共40余字，是《仓颉篇》亡佚千年后第一次新发现。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流域（今称弱水）的居延（今内蒙额济纳旗东南）遗址出土汉简中发现《仓颉篇》残简，其中一条三棱觚（gu）上有《仓颉篇》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