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外交辞令语言艺术及文学影响.docVIP

春秋外交辞令的语言艺术及文学影响 有学者统计，《左传》全书十八万字中记录外交辞令的文字多达两万五千字左右，约占全书总字数的七分之一。列国之间频繁的外交活动，是春秋时代外交辞令繁荣的温床。王权衰落，迅速崛起的诸侯大国在以武力角逐霸权时，都特别重视外交的手段。一方面是刀光剑影，武力兼并；一方面币帛宴飨，礼乐赋诗。而小国济身于大国之间，要求得生存发展，要反对兼并，外交的途径显得更为重要。诸侯大夫朝聘宴飨，征伐盟会，行人使臣，冠蓋相望。一言不酬，使两国为之暴骨。一言丧邦，一言兴邦，辞不可不修，说不可不善。孔子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子的言文思想，正是在对春秋外交辞令经验规律的研摩中产生的，作为儒家早期文论的重要内容，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春秋时代的外交行人，在辞令创作中斟酌字句，讨论润色，花费了许多心血，也显示了很高的语言艺术，在中国美文之苑中，形成了一抹独特的风景。 刘知几《史通·言语》说：“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2]138名卿大夫，往来辞命，其文烂然。纵观春秋外交辞令，其语言艺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刚柔相济，绵里藏针 在外交场合，辞令过卑，则有失国格；过亢，则会恶化关系，招致灾祸。要做到不卑不亢，需要很高的辞令艺术。 有刚有柔，绵里藏针，最著名的辞令是屈完对齐桓公问。僖公四年，齐桓公帅诸侯之师伐楚，楚成王派屈完出使齐师： 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谷同好如何？”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 当齐桓公表现出不可一世、蔑视楚国时，屈完说如果以德安抚诸侯，诸侯归顺，如果要以武力相拼，齐国不见得会处上风。既表示了和好的愿望，又显示出不为强力所屈的气节，《古文观止》言其“忽而巽顺，忽而诙谐，忽而严厉，节节生峰。真辞令之妙品。” 僖公十五年阴饴甥对秦穆公更是别出心裁，巧为辞令，把刚柔相济之术发挥到了极致。秦晋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被押至秦国。晋阴饴甥会秦穆公于王城： ?秦伯曰：“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也，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国谓君何？”对曰：“小人戚，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小人曰：‘我毒秦，秦岂归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怀德，贰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纳而不定，废而不立，以德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馆晋侯，馈七牢焉。 国君被俘，晋国完全处于劣势，一味卑辞退让不一定有什么好处，而态度强硬又会适得其反。对晋使臣来说，是个难题，然而阴饴甥采取话分两家的说法，借“小人”之口表达晋国人的同仇敌忾，又借“君子”之口表示晋国服罪；借“小人”进行了自我批评，又借“君子”对秦穆公感恩戴德，希望能释放晋君。委婉指出秦国把友好变成怨敌，对秦国并没有好处。金圣叹说：“看他劈空吐出‘不和’二字，却便随手分作小人君子。凡我有唐突秦伯语，便都放在小人口中，有哀求秦伯语，便都放在君子口中。于是自己只算述得一遍，既是不曾唐突，又显不曾哀求，真措辞入于甚深三味者也。”虽然自己未曾下一语，归根到底还是借君子小人之口，说我之意，又软又硬，有抑有扬，有求有压，话中有话，绵里藏针，使秦伯既听到了晋人的忏悔，又感觉到了压力。 一家言分两家说，一件事分两面看，是春秋外交场合的惯用策略。展喜犒齐师用“小人恐矣，君子则否”（《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巧妙地承认了鲁人对齐师的恐惧，又保住了鲁国的尊严，“大义凛然之中，亦复委婉动听。齐侯无从措口，乘兴而来，败兴而返。所谓子猷山阴之棹，何必见戴也。真奇妙之文。”吴蹶由面对死亡，仍然说“吉”，因为使臣衅鼓，而“吴知所备”，对国家而言，乃大吉。（《左传·昭公五年》）故金圣叹谓：“千载忠臣，含笑入地。只是此篇文字烂熟于胸中。”认为这段文辞“认得清，咬得定”，故能借以死里逃生。饰辞巧说，刚柔并济，乃春秋外交辞令的一条创作经验。 二 声东击西，隐晦其说 刘知己《史通·惑经》云：“春秋之世，有识之士莫不微婉其辞，隐晦其说。”这个特点在外交辞令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把自己真正的目的隐藏起来，想出另外一番冠冕堂皇的理由打动对方，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烛之武说秦师是这方面最为经典的例子。鲁僖公三十年晋侯秦伯围郑，郑伯派烛之武夜说秦穆公： 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