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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信息传播学院 刘行芳 《文化传播学教程》 2010年春 第一讲:“和谐社会”语境下的文化传播 构建“和谐社会”治国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社会转型的正式开始，文化转型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而传播又是文化转型的重要载体和主要推动力量。由于此前人类历史关注的是物质生产，从而形成了“以我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和以主体/客体为特征的哲学思维范式，权威主义和等级制度成为一切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信息社会的诞生使得这一切受到挑战，文化转型成为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媒介的作用变得极为突出。在信息化社会的今天，媒介的功能必须发生深刻变化，它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人类决策的信息库、人民智慧的倍增器、社会沟通的润滑剂、民族交往的主渠道。 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央适时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贯彻科学发展观”等治国理念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中国从此开始社会文化转型的新时期。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信息传播无疑是一股重要的促进力量。 我国提出上述一系列新的治国理念，是有其重要的社会文化背景的。20世纪中后期以来，以微电子技术广泛应用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把人类带入一个以比特技术为主要内容的“信息时代”。信息化浪潮冲击着世界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对社会一切领域产生深广的影响，理所当然地也对社会文化带来巨大冲击，促使其加快实现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媒介不仅成为最为活跃、最受关注的一个因素，也表现出许多有别于传统的新功能。 一、信息社会与传统文化 1．传统文化的特征 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以“我”为中心、具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实用主义文化，是建立在部落、民族和国家生存需要基础之上的、以获得生活物质为基本出发点的协同性文化，因此同一性成为其基本特征，成为一切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标准，在中国则表现为“集体主义”这样一种观念。 原始时代的狩猎经济，决定了文化必须具有协同人们共同应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的力量，以保证人类获得基本的生活资源和安全保障；农耕时代，阶级阵线分明，利益矛盾突出，为了争夺社会财富，除了战争以外，文化成为最重要的组织社会生产的方式，并且常常以武力为后盾，迫使全社会接受以“服从”为核心的价值观；进入工业文明后，由于生产的社会化，以机器运转为纽带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决定了“权威”的中心地位，因此权威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社会文化的主要特征。无论是哪种文化形态，都是以获取物质利益为基本前提，以把社会成员组织成一个结构牢固的团体为基本任务，千方百计维护某种主流价值观。 在这种大背景下，主流文化是以政权为转移的，文化的先进与否往往由最高统治者来定义，“忠君”、“敬上”是其基本内涵，服从、恭顺成为美德，等级化是其基本的特征，任何脱离主流价值观的变动都不受欢迎。社会成员被人为地归结为“类”，而不能有自己的个性（当然也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在传统文化里，除了最高统治者外，任何个人都可能是微不足道的。 2．信息化与“和谐社会” 但是，信息社会的到来正在使这一切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谓信息社会，就是“经济建立在信息上”的社会，是“创造、生产和分配信息的社会”。在信息社会里，信息取代资本成了重要的战略资源，是社会进步、经济繁荣和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信息社会里，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呈几何级数增加，同时，信息的生产又成“超级函数”增长。在信息社会里，时间在超强度地缩短，空间在奇迹般地扩大，这使得人们的时空观念出现离异化变化：一方面，时间显得异常宝贵，而另一方面，空间观念越来越淡化。这一切，不仅对传统文化构成强烈的冲击，同时也构成了新文化产生和成长的重要基础。 德国学者哈贝马斯较早认识到这种变化。他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论述了信息社会的文化特质。他说，在信息社会里，“文化作为一种公共领域应该是公共权力和民主原则的共有领域，是公共性本身表现出来的一个独立的领域；公共性是一种民主原则，公共领域的主体是作为公众舆论中坚力量的公众。”他指出：“只有当个人意见通过公众批判而变成公众舆论时，公共性才能实现。”所谓公众批判，是指公民任意通过媒介表达对公共事务的意见；所谓公众舆论，是指某种意见成为社会普遍一致的看法，无论是公众批判和公众舆论，都要以媒介为载体。 哈贝马斯认为，进入20世纪中后期以来，文化已变成一种由主体间性产生、公众所信奉的现象，它有益于提供同一性的源泉、社会交往的途径和共同体意识。随着公众文化继续不断地被商业化和市场化，一种建立于更加大众化基础之上的更为离散的全球文化正在兴起，以取代各民族国家的各种陈旧的一体化文化。这种跨国文化正在构建新的同一性，削弱关于民族协同性的各种较为陈旧的看法。在这一过程中，媒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主体间性”是哈贝马斯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哈贝马斯认为，“主体/客体”作为哲学基本范式，一直沿袭了几千年不变，其根本原因是人类几千年来所关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