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媒右翼化的研究.docVIP

关于日本媒体报道的右翼化倾向及其原因与影响的研究 在考察日本的政治右倾化和总体右翼化的过程中会发现，有一种因素的作用原本不是十分明显，但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愈发突显出来，这就是媒体。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信息为代表的高科技已经深入到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地了解到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这意味着“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信息的全球化是一种非组织化的、非控制的过程，它以传播科技的发展为推动力，要求在世界范围内消除壁障，实现信息的自由流动和传播的无障碍化。然而，由于完全开放的信息流动很可能对本国的政治、经济等造成不良影响，因此任何国家的对内、对外传播都不可能绝对地不受到控制。同时，大众传播本身常常存在于某一国家和地区的控制范围内，在发展过程中必将受到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而带有自己的特色。可以说，媒体的发展对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必然的影响，就中日关系而言，愈演愈烈的中日媒体战导致中日关系出现了很多不稳定的因素便是表现之一。 本文最大的创新性在于将“右翼化”的概念引入对日本媒体的研究中。在国内，“右翼化”一般出现在对日本政治的研究中，并没有涉及到媒体。在日本，对媒体的研究虽然有很多与“右翼化”相关的内容，但却没有提出准确的媒体“右翼化”的理论和概念。本文便是将二者联系起来，从整体上对日本媒体的特点进行分析的一次尝试。其次，现有的对中日关系进行的论著和文章，大部分是从政治、经济或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在媒体日益发展，在社会中承担的作用愈加巨大，在国内和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的信息时代，从媒体的角度看待中日关系也是一种崭新的尝试，是中日关系研究中的一个比较新的视角。 日本媒体报道言论右翼化的表现 许多日本的学者以日本媒体对某一事件或某些事件的报道为例，考察日本媒体的特点，指出日本媒体的报道存在偏颇等。如： 柴山哲也在《日本型媒体·体系的崩溃》（『日本型メディアシステムの崩壊』）一书中指出了日本媒体的几个特点。日本媒体缺乏约束力量，没有专门的监督机构，也没有接受外部批评的机构。因此，媒体之间报道内容极其相似的信息，不会因为和其他媒体报道的内容不同而遭到批评。新闻媒体和财政官员之间联系密切，与其说是财政官员的附属品，还不如说二者是对等的关系更加恰当。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在于媒体自身的观念和记者俱乐部的特权和封闭性等。此外，财政官员等权威力量的影响很大，他们发布的信息是媒体信息的主要来源。报社内部也有采访、页面安排等方面的限制，比起现场记者发回的消息，报社往往更注重编辑部办公桌上写出来的东西。此外，报社的经营基础也会造成报道内容的单一化。 柴山哲也还在《日本近代言论理念的形成和商业报纸的“不偏不党”》（『日本近代における言論理念の形成と商業新聞の「不偏不党」』）一文中分析了日本报纸“不偏不党”的报道理念，指出近年来日本新闻界已经出现了偏离这一报道理念的动向。“不偏不党”实际的作用是使新闻界避开了从正面对权力进行批判，以相对中立的立场获得了大量的读者和发行数量的扩大，其目的是盈利。与欧美的新闻理念相比，日本的“不偏不党”是“非革命”的理念，对真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起着制约作用。 斎藤貴男在《化作权利的大报》（『権力そのものと化す大手新聞』）一文中以《读卖新闻》对自民党宪法修正案的报道、《产经新闻》对伊拉克人质事件的报道等为例分析了日本主要报纸的影响和各种权力对其的制约，在此文中他还论述了新闻记者的公司白领化对媒体新闻报道的影响。此外，川崎泰資在《政治权力和媒体》（『政治権力とメデイア』）一文中以NHK为例分析了政治权力对媒体的制约。北村肇在《报纸的“界限”与可能性》一文中分析了报纸进行新闻报道受到的种种限制和禁忌。 造成日本媒体报道右翼化的因素 历史根源 欧美国家的新闻自由是媒体长期争取、斗争取得的，而日本媒体却并没有经历过自发斗争、争取言论自由的过程。日本媒体在二战前基本上是政府的舆论工具，即使短期内稍有自由，那也是“天皇恩赐”的自由，并非真正的言论自由。到了二战后，日本新闻界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但这种新闻自由基本上是来自美国占领当局的“施与”。这种“施与”来之容易，以至于日本媒体本身的“自由”意识相对淡漠，也相对缺乏追求自由的精神。此外，历史上长期作为国家的言论工具，使日本媒体实际上对国家和执政者有相当强烈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实际上也是日本传统文化作用于媒体的结果。正如柴山哲也所说，像西方历史上有与王权相抗衡的基督教的权威存在那样，在西方有着一种权威在与其他权威对抗的过程中发展而来的历史。然而，在日本，只有像古代和中世纪的天皇和政权，以及近代的幕府与佛教那样的不同的权威互相平衡携手共进的历史。其传统是“以和为贵”。因此，日本报纸从诞生那天起，便是在这种“以和为贵”的传统精神下与政府权利保持着“和谐”。这种与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