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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肺结核病看中西医的根本差异肺结核病曾经是高悬于人类头顶的利剑，是人类长期无法逃避的巨大威胁。在19世纪，结核病被称为“人类死亡之首”，当时每七例死亡中就有一例是结核病。结核病曾经是比天花和霍乱更恐怖的传染病，但也是被人类征服的经典案例，是科学与现代医学的伟大胜利。人类与肺结核病抗争的历史非常久远，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在公元前就详细记载了肺结核病，确认肺结核是当时最流行的疾病，他同时指出肺结核的传染率和死亡率相当高，提醒医生出诊肺结核病人时要特别小心。至公元200年，古希腊与古罗马医生曾提出了多种针对肺结核病的治疗方案，如转地疗法、开放疗法、营养疗法等。当然，古人对病因和病理几乎一无所知，这些疗法也不可能十分有效。中医界认为，中国人对肺结核病的描述始于《黄帝内经》，其中所述“传乘”之病的症状为：“大骨枯稿，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项，身热，脱肉破腘”。至东汉张仲景，在《金匮要略》记载了“虚劳”之病，描述为：“手足烦热、盗汗、虚烦不得眠、马刀侠瘿”。按中医界的说法，这些症状与肺结核症状相似，虽不能说“传乘”和“虚劳”就是肺结核，但应包括肺结核。然而这些记载只是模糊地纪录了某些患者的虚弱性，没有准确描述肺结核病的典型症状和传染性，甚至没有提到肺。这显然不能算作中国人对肺结核病最早的记载，仅仅是牵强附会的美化而已。一千多年过去了，直至公元1500年，西方传统医学对肺结核病没有更多的认识。既找不到病因也没能发现有效的治疗方法，肺结核病依然是威胁人类生命的恶魔。许多稀奇古怪的“药物”被人们用来治疗结核病，诸如狼肝、鸽粪、黄鼠狼血、活蜗牛、木溜油、洋地黄、鸦片、重金属等，可谓五花八门却又无一有效。约公元610年的隋朝医书《诸病源候论》中记载了75种“虚劳”，其中有一种叫做“虚劳咳嗽候”，描述为：“虚劳而咳嗽者，腑脏气衰，邪伤于肺故也。久不已，令人胸背微痛，或惊悸烦满，或喘息上气，或咳逆唾血，此皆脏腑之咳也。然肺主于气，气之所行，通荣脏腑，故咳嗽俱入肺也。”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描述近似于肺结核病的症状，总算和肺有了关系，但依然没有认识到传染性。宋代陈言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提出了痨病源于“瘵虫”之说：“诸证虽曰不同，其根多有虫。”但是他又主张在治疗方面主要以滋阴降火为主，没有进一步寻找“瘵虫”，也没有提到杀虫的方法。元朝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对肺痨做了进一步论述：“盖劳之由，因人之壮年，气血完聚，精液充满之际，不能保养性命，酒色是贪，日夜耽嗜，无有休息，以致耗散真元，虚败精液，……”强调了肺痨主要是内在因素导致的，并认为病机是“火盛金衰”。显然此时的中医意识到肺结核病的慢性消耗性特点，对病因的猜测则是完全错误的。朱丹溪认为治疗肺痨的用药原则是切忌大寒大热，这显然与有效治疗相去甚远。不知病因病理，自然也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治疗。1348年，元代医生葛可久写了中国第一部治疗肺痨的专著——《十药神书》。书中收载了十灰散、花蕊石散、独参汤、保和汤、保真汤、太平丸、沈香消化丸、润肺膏、白凤膏、补髓丹等10个专治肺痨的方剂，对用药步骤、方法及辨证加减均有说明，但他的思路是治疗虚劳吐血。唐、宋、元时期虽陆续有医家提出肺痨乃“肺虫”或“瘵虫”所致，但因不能观察所见，此说仅仅停留于猜测，必然不会得到广泛认可。最为关键的是，中医没有意识到“虫”可能微小到人眼无法看到。对于肺结核病的传染性也是莫衷一是，在治疗上始终不能摆脱“补虚”大法。公元1500年后，意大利医生Fracastoro论述了健康者与肺结核病人一起居住可发病，病人的衣服2年后仍有传染性，使用病人衣服可传染肺结核病。1720年，另一位意大利医生K·Marten提出肺结核病是由眼睛看不到的小生物引起的，这个猜测在当时虽无法证实，但已经明确表达了对微生物的初步认识。此后，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出台相关法令预防肺结核病，规定肺结核病人使用的衣物和家具都要烧掉，以避免传染。肺结核病由微小生物传染的观念在西方普遍被接受，这些都说明西方医学界对肺结核病的探索已经有了正确的方向，但此时还不知道病原体是什么，也不可能找到治疗肺结核病的有效药物。至明清两朝，中国医家主流观点认为肺痨的病因在于元气损耗、火盛金衰或肺虫所致，有人认为要补虚，也有人提出要杀虫。中医经过了近2000年的积累，对于肺痨的传染性应该有了一定的认识，只是未能形成一致性的观点。由于中医历来不讲究实证，众说纷纭、纷争不休也成了中医的典型特征之一。由于对病因病理的错误猜测以及无法确定“肺虫”为何物，在治疗上自然也不可能找到有效的方法。明代医书《理应元鉴》总结治虚之经验，认为“治虚有三本，肺脾肾是也。肺为五脏之天，脾为百骸之母，肾为性命之根，治肺、治脾、治肾，治虚之道毕矣。”这成为后来中医治疗肺痨的原则，而追求缓解症状放弃探究病因也正是中医的特点。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