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乌皮靴 唐代于阗的“乌骆”.docVIP

唐代乌皮靴 唐代于阗的“乌骆” 作者：荒川正晴 西域研究 1995年08期 　　序 　　我曾在一篇论稿中涉及到吐鲁番汉文文书中所出现的“乌骆”一词，我认为那是古突厥语ular的汉语音译，意为“驿传”或“驿传用驮畜”之意。我还进一步指出，唐曾使吐鲁番周边地区的游牧民提供被称为“乌骆”或“乌骆子”的马和马夫。我在那篇文章中还提到，所谓“乌骆”，除吐鲁番文书之外，在斯坦因携出的tagh麻扎出土汉文文书中亦可见到。对此，郭锋氏在《唐马帐残文》(Or.8212/1551 Mazar tagh 0117)中已作了转录介绍，但与此有别的是，森安孝夫氏于1993年9—10月在大英图书馆东方抄本部查阅中亚出土文书时，独立完成了该文书的录文。森安氏认为这个文书是8世纪的产物，并指出，应当注意到，8世纪于阗的汉文文书中也出现过“乌骆”一词。为此，本稿意在以此文书为中心展开研究，以期搞清“乌骆”的确切含义。如果此研究能成为全面考察中亚“乌骆”历史的基础工作之一，则幸甚矣。 　　一、关于tagh麻扎出土的《唐年次未详（8世纪）于阗新市乌骆马帐》一文书的出土地点和年代 　　首先将上述tagh麻扎出土的汉文文书内容公布于下： 　　《唐年次未详（8世纪）于阗新市乌骆马帐》（15.5×15cm，不厚不薄，有稍粗的纹路，中上质。第四、第五行盖有红印，约不到6厘米见方。第一至第四行划有一红色横道，在第一行最后一字下面的位置）。 　　 　　出土本文书的tagh麻扎遗址，位于现和田市东北方，直线距离约180公里，和田dayya河西岸的丘陵地带（东经80°40′，北纬38°28′）。斯坦因在第二次（1908年）和第三次（1913年）探险中，曾在当地发现了很多汉文文书，还有藏文、于阗文（包括汉·于阗双语文书）、粟特文等文书，本文书也被认为是其中之一。本文书是汉文文书，并且从下面所研究的其形态、样式来看，显然是唐代的公文文书。这是吐蕃进入以前的公元790年前，即唐在此统治时期的产物，对此也许已经不必再予论述了。另外，根据同一地点出土的所有有纪年的汉文文书来判断，本文书（正如森安氏所指出的）很可能是8世纪，而且是开元、天宝时期至建中、贞元时期的产物。 　　至于tagh麻扎，大致已成定论，即《新唐书》卷43地理志所载： 　　自拨换南而东，经昆岗，渡赤河，又西南经神山、睢阳、碱伯，又南经疏树，九百三十里至于阗镇城。tagh麻扎即被推测为此处的“神山”。顺便提一下，对同一地名，藏族人称之为Shing-shan，贝利(H.W.Bailey)也指出，于阗语称之为gara（hill的意思）。另外，据推测为当地达玛沟一带出土的斯文赫定携出文书(Hedin No.24)《于阗某王五十四年闰四月节度副使牒》(11)中，可以见到“神山堡”这一地名。由此可知，在神山曾设置过军事机构“堡”。可以认为，“堡”是隶属于驻屯和田地区的于阗镇守军的军事机关。如下所示，在和田周围，曾设置过很多，“堡”或“镇”（守捉）(12)。 　　 　　或许，在tagh麻扎设置“堡”，是因为其处于安西、于阗之间的军事、交通要地的缘故吧。 　　本文书是出土于唐曾设置了“堡”的神山（即tagh麻扎），属于开元、天宝至建中、贞元时期的汉文文书。 　　二、关于该文书的形态及样式 　　本文书是没有草稿的正式公文，这一点从末尾（第四、第五行）加盖的红印鉴可以看出。遗憾的是，其印文不清，据森安氏介绍，其为边长不足6厘米的四方形，规格大致相当于唐代州县及军镇等使用的官印(13)。另据森安氏确认，这个文书的反面什么也没有写，这说明其不是利用已用过的纸张所写。 　　从本文书的样式看，第二行以下部分，清楚地写明“新市乌骆马一匹”，接着注明了马的毛色、雌雄、是否骟过、年龄，其后附计两行小字，内容是：主＋人名＋使酬＋钱数。其下一行开头又是“马一匹”，然后用同一格式记录了每匹马的特征。也许开头的“新市乌骆马”与后面并记的马均属一类，故后面的就略作“马”。就是说，可以这样认为：本文书是将“崖市乌骆马”按一定格式逐匹登记的帐薄。 　　这样的格式，由来于唐的正式公文。这一点从现存部分的第一行“支付仍帐次准式者”也可以看出。这里的“帐次准式”是唐公文的固定句型，表明这些帐册是按规定格式制作的。例如，有邻馆文书11号（〈写〉藤枝，28页；〈录〉藤枝，29页）的末尾也有同样的句型： 　　 　　有邻馆所藏此文书，虽然正文部分残缺，但仅据残存部分可以推测：开元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北庭马坊所属两匹长行马死亡，这份文书即是收到此事的报告之后，北庭马坊专管官员的批文。因此可以认为，末行的“帐”是在长行坊写就的长行坊“保有长行马台帐”或“死亡长行马台帐”，其程序是固定的。 　　前述tagh麻扎出土之文书，虽然可以认定是唐代行政公文系统内正式的“新市乌骆马”帐簿，但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