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仁与礼之间的紧张关系.docVIP

孔子的仁与礼之间的紧张关系 首先要声明的是我并不真正理解伟大的孔子，原因很简单：第一，孔子的伟大和我的渺小之间不啻霄壤，以我如今的水平去理解孔子，既不能增加他的伟大的光辉，也不能减损他的人格的魅力；第二，孔子去古太远，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有贤人智者结合自己所属时代的现世需求和自己生命深处的独特体察诠释过伟大的孔子，以至于孔子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个体，而变成一种象征，变成一个符号，变成我们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一个标志，这势必会影响到我对于孔子的理解，难免打上或掺入别人所理解的孔子的烙印；第三，从深层次的角度而言，我并不认为有谁真正地理解孔子，在他自己的时代尚且如此，距离他越来越遥远的我们又怎么可能成为他的知己呢？他在政治理想上的失败和在文化教育上的成功，他在政治理想上的不合时宜的保守和在文化教育上的继往开来的贡献，他周游列国时所遭遇到的艰难困苦和在此艰难困苦中乐观的精神与不屈的意志，所有这些，都将为正确地理解和诠释他设置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使他成为一个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言说而又不得不试着去言说的伟人；——但不管怎样，试着走进一个伟大而充满矛盾的灵魂对于我们并没有什么坏处，虽然我们最终看见的可能仅仅是我们自己。 每个人的灵魂都是一个无底的深渊，伟人的灵魂更是如此。一个人决定审视自己的灵魂（曾子所谓“吾日三省吾身”）本身就需要足够的勇气，而当他决定借沉入伟人的灵魂而提升自己的灵魂时，他就需要有更大的勇气；——所以孔子的高足颜回才感叹地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论语?子罕》）；而冉求则放弃了这种努力，明确表示他“力不足也”（《雍也》）。当我试着进入孔子的灵魂时，忽然发现面对的不是一个个体的灵魂，而是一个巍峨的迷宫。我不能面面俱到，也不能兵分几路，我只能以我所能的方式和途径去进入，我选择的这个通道就是孔子的仁和他所倡导的周礼之间的紧张关系。 把仁视为孔子哲学的核心观念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虽然对于孔子的仁各有各的见解。同样，把恢复周礼视为孔子一生的伟大抱负也获得了相对一致的看法，虽然在应不应该恢复周礼方面还有可商榷的余地。关于“仁”，孔子自己曾有两个解释，一次是当樊迟问什么是仁的时候，孔子很简洁地说，仁就是“爱人”；另一次是当颜回问什么是仁的时候，孔子比较耐心地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而当颜回继续问到仁的纲目时，孔子作了一个著名的回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在我看来，孔子仁学中爱人之仁与克己复礼为仁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从根本上导致了孔子成为一个有着双重性人格的文化存在。孔子称自己的思想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显然这是与当时以变古创新为主潮的时代是不适应的。他在政治上的失意，就是其思想落伍于时代的明显标记；但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个思想体系，孔子的儒学又含有超越儒学的创新意义。因此，新旧相杂的两重性就成了孔子的儒学的显著特征。 从爱人之仁，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潜在地赋予了他的仁学以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就人与物的关系而言，前者比后者更为重要（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是：孔子在鲁国政坛上身居要职的时候，他家的马棚失火被焚毁，孔子退朝回家，只问伤人没有，没有问及马的情况。）；二是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应当互相尊重和互相亲爱。这两个方面的内涵凝结成普遍的人道原则：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孔子对仁爱表现于主题身上的品德作了具体的规定：“恭（庄重）、宽（宽厚）、信（守信）、敏（勤敏）、惠（恩惠）”（《阳货》）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在人与人之间如何实行仁爱的方法，这就是著名的忠恕之道。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news/021282C3E12780FE.html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这样的忠恕之道，就是从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说明，推己及人是实行仁爱的方法。孔子正是试图借助于这一方法，使得在人与人之间架设仁爱的桥梁具有可操作性。孔子的仁爱，从人和物以及人和人这两方面的关系来确立肯定人的价值及尊严和人道原则，是对殷周传统思想的突破。在殷周奴隶制社会，奴隶被视作任意使唤的工具，和其他的自然物（如牛马）没有根本的区别。孔子的爱人之仁把人从万物中提升出来，并置于鬼神之先（《先进》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 事人，焉能事鬼？”），较之殷周时代把人看作物的同义语或鬼神的附属物的传统观念，无疑反映了历史前进的脚步。或许这也正是孔子成为伟大者的地方。 遗憾的是，正如有光必有影，当孔子在“仁者爱人”处体现出历史的进步性的时候，孔子的仁和礼的紧密关联却表露出相当的保守性。在孔子的春秋末世（孔子去世于公元前479年，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春秋时期是从公元前770年到前476年），从西周初期传下来的周公创制的礼乐制度正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