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媒体融合与网络电视评估机制建设.doc

论文：媒体融合与网络电视评估机制建设 论文类别：计算机?-?互联网研究上传时间：2016/4/7?13:23:00论文作者：未知? ? 　　(讯)作为一种重要的导向和激励机制，评估体系建设在媒体融合时代不仅需要纳入电视节目在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市场融合和制度融合上的发展指标，还需要纳入节目内容在舆论引导力、社会影响力、内容传播力和专业化制作水平上所达到的基准。对于前者，可参考的评估体系有网络分析法、熵指数法和赫芬达尔指数法；对于后者，可参考的评估体系有泽传媒“全网传播指数”、美兰德电视节目网络传播影响力评价体系和央视—索福瑞(CSM)的“微博电视指数”、中科院高能所计算中心网络电视“热度指数”等。 　　一、收视率评价模式的变迁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电视媒体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收视率作为反映电视节目传播效果的重要指标开始发挥重要作用。1996年8月，中央电视台调查咨询中心和法国市场研究公司索福瑞集团开始业务合作①，并于1997年底在北京正式注册成立了独立市场调查机构央视—索福瑞媒介调查公司(CSM)。从1999年元旦起，央视—索福瑞媒介调查公司的收视率统计方法由日记式调查法，改为更加精确、也更少人为因素影响的测量仪统计法，并由此带动了收视率指标在中国电视媒体考评体系中份量的不断上升。在此前后，全球性媒介调查公司尼尔森也进入中国，在上海、广州、北京等地安装收视率测量仪，面向内地各电视机构提供收视率统计数据。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005年之间，收视率伴随着中国电视媒体经历的一系列改革，从一个陌生的外来户，成长为中国电视媒体厅堂里的尊贵客人。直面市场、直面生存、渴求经济上的收益与回报，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电视媒体谋求发展所要破解的首要难题。在电视节目的生产、制作、销售等流程尚未形成一个畅通的产业链条之时，广告收入成为了电视媒体最为重要的收入来源。而收视率作为广告主投放广告量的主要依据，也随之成为各家电视台衡量一档电视节目生死存亡的主要砝码和标尺。 　　“收视率使电视台不仅了解了自己的观众，也知道了竞争对手。”④客观地讲，收视率的引入和使用，在促进电视节目量化考核体系的产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超越了单纯的媒体传播层面之后，收视率与广告收益的挂钩就使其最终演变成了一种经济活动。这样，在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掌控者手中，收视率的角色和身份势必会产生出一系列的冲突与悖反性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收视率测量的准确性与真实性问题，二是收视率导致的价值标准倾斜问题。 　　同样的时段、同样的节目、同样的地区，不同的收视率调查机构所提供的数据大不相同。这种状况的出现表明，收视率调查公司在样本数据的采集和获取上，存在不规范问题，比如样本选择、样本户泄密与被收买，以及样本户人口结构特征与中国电视观众整体人口结构特征不一致等问题。如果不能保证上述比例的大体一致，那么收视率调查结果无疑会存在严重偏差甚至失实。另外，既然超越了单纯的电视传播领域而跨步到了经济活动中来，收视率就很难不染上急功近利的色彩，所谓“收视率是万恶之源”⑤的说法，言虽过激但不能不承认收视率对电视传播理念上的颠覆性破坏。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05年10月，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提出了“绿色收视率”概念。他认为：“以‘绿色收视率’作为节目、频道的评价依据，可以更科学、更合理、更有效地指导节目的生产和发展；以‘绿色收视率’作为评价指标，将为营造更和谐、更健康、更可持续发展的电视生态环境创造适宜的条件。”⑥所谓绿色收视率，是指在坚持电视节目品位和确保国家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功能的基础上，提高电视节目的收视率和收视份额。围绕“绿色收视率”概念的提出，中央电视台在融合主、客观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将引导力、公信力、满意度、专业性纳入评价标准，制定形成了“引导力(20%)＋影响力(25%)＋传播力(50%)＋专业性(5%)”的新的电视节目综合考评体系。“央视建立的四维指标节目考评体系，不再以收视率高低为依据，也不再实行硬性的末位淘汰”，而是在影响力和引导力的指标当中，“突出了媒体的可信性、权威性和导向性、价值观等考量维度”⑦，将电视媒体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责任感放在首要位置给予强调。这一新的节目考评体系，也为网络电视节目传播效果评估提供有益参考。网络电视台的节目评估，不仅应该包括播放量、下载量、浏览量等指标，还应包括节目内容的可信性、导向性、权威性与专业性等指标。 　　二、节目播出平台的融合评估机制建设 　　技术变革和媒体融合政策的推进，使广电行业从节目内容到接收终端都呈现出巨大变化。无论是位于产业链前端的内容生产，还是位于产业链下游的接收终端与受众市场，传媒产业与通信行业之间的跨行业发展趋势十分明朗。网络电视播出平台必须立足于纵向打通和横向融合视角，对自己的媒体融合实践进行评估，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