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城乡发展农业产业扶贫机制创新的契机——基于重庆市.docxVIP

统筹城乡发展: 农业产业扶贫机制创新的契机——基于重庆市涪陵区产业扶贫实践分析黄承伟　覃志敏摘要：农业产业化是市场经济发展和农村市场化的产物, 其组织形式的发展、演进与外部制度环境紧密相关。改革开放后, 农村社会建设缺位下的城乡经济一体化过程中, 农村和农业发展资源( 农村精英、资金等) 迅速流入城市, 农业粗放化经营、土地撂荒, 农业产业化扶贫遭遇困境。本文对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下的涪陵区园区产业扶贫案例研究表明, 新阶段的城乡统筹发展系列制安排, 促进了生产诸要素资源向农村和农业的回流与聚集, 是我国产业扶贫走出困境、实现组织形式创新的重要契机。而涪陵区园区农业产业扶贫机制既形成了城乡农业产业化发展诸要素资源的优化整合, 又实现了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提高与农业现代化的有机结合, 具有较大的创新性和启示意义。关键词：统筹城乡发展　返乡农民工　农业产业扶贫　自我发展能力 作者： 黄承伟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华中师范大学　湖北武汉　430079覃志敏　博士研究生　华中师范大学　湖北武汉　430079一、引言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以家庭经营为核心的农村经济制度改革和政府主导的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扶贫开发活动, 产生了巨大减贫效益。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大规模减少, 贫困发生率显著降低。按照国家扶贫标准(1196元), 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 年的2.5亿减少到2010 年的2688万人, 贫困发生率由1978 年的30. 7%下降到2010 年的2.8%。2011 年底颁布实施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中明确指出, 我国扶贫开发已经进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随着我国新十年扶贫工作主要任务的转变, 产业扶贫成为扶贫开发新阶段巩固温饱、提高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缩小区域差距的重要措施。农业产业化经营或“农业一体化”Agricultural Integration) 最早产生于20 世纪50 年代的美国。其基本涵义是农业再生产中产供销三方面业务的有机结合或者综合( 牛若峰, 2002) , 进而形成农工贸一体化经营。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于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在山东省潍坊市及其他经济比较发达省份开始出现。随后在全国各地被采用、推广和普及。经过二十多年迅速发展, 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数量不断增加, 组织形式日趋多样化。农业产业化经营被视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得到学术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张晓山( 2006) 将农业产业化经营分为“公司+农户”、“合作社( 公司) +农户”和“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三种形式。黄祖辉等( 2002) 从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中不完全合约视角, 将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分为四类, 即公司企业带动型(公司+农户) 、市场带动型( 专业市场+农户) 、合作经济组织带动型( 合作社+农户) 或者(公司+合作社+农户) 、专业协会带动(专业协会+农户)。黄宗智( 2011) 认为, 农业纵向一体化主要有龙头企业带动的产加销一体化、合作组织和专业批发市场三种组织形式。牛若峰( 2002) 的实证研究表明, 龙头企业带动型位居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实践的首位, 合作导向的中介组织带动型位居第二,专业市场带动型则排列第三。农业产业化是市场经济发展以及农村市场化的产物, 农业生产逐步专业化和经济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农产品市场范围不断扩大是农业产业组织演进的内在逻辑( 徐金海, 2008) 。制度学派对组织的研究表明, 各类组织形式与外部制度环境高度相关。早期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塞尔兹尼克( Philip Selznick) 指出, 组织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组织的发展演变是与周围环境( 制度结构) 持续相互作用下, 不断变化、不断适应周围社会环境的产物( 周雪光, 2003) 。与专业化分工和市场扩展的解释逻辑不同, 笔者基于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系列制度安排,通过涪陵区农业产业扶贫案例的深度剖析, 阐述了产业扶贫机制创新与制度环境的内在关联。二、农业产业扶贫的困境与出路1. 城乡二元结构下农业产业化扶贫的困境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实行了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为加速推进工业化,国家实行了城乡差异化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构建了城乡分割的经济社会结构, 以便从农村汲取资源为工业原始积累提供支持。改革开放初期开启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改革, 赋予了农民生产和消费的自主权, 农村经济获得空前发展。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随着城市场化改革的启动、深入推进, 农村地位不但没有提升, 反而更加边缘化。因为, 相对于分散的农村, 集中的城市具有聚集资源的天然优势。随着市场化程度深入推进, 再分配制度下的城乡分割生产要素市场与经济体系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