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期外交讲课稿.docVIP

北洋时期的外交 “北洋外交”指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时期(1912 —1928) 对外交涉的表现,在国人的印象里，时期的中国外交丧权辱国、一塌糊涂，简直就是一部“国耻史”、“卖国史”，左右离不开“颟顸”、“误国”、“无能”、“卖国贼”、“汉奸”、“妥协”、“投降”等负面形容词。这种悲情的近代史理解，是近代中国狭隘民族主义的源头，到今天仍然深刻影响着国人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式。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我们以往的教科书事实上，那 “目前是日本迅速解决中国问题最有利的时机，这样的时机是千载难逢的”。）于是日本政府利用这一时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先是借对德国宣战，出兵强占了胶州湾，继而向袁世凯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那么面对这场赤裸裸的外交侵略，袁世凯与所领导的民国政府是如何应对的？ 北京政府对二十一条的斗争和妥协 长期以来，由于袁世凯后来接受了日本的最后通牒我们视他为卖国贼，这是很不公正的。其实，当时袁世凯领导的北京政府接到日本政府这么严重的外交交涉，这一种进一步扩大中国权益的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中国政府做了苦心孤诣的应对，袁世凯指导外交部对《二十一条》所涉及的内容，涉及到的主要问题他都做了政策性的批示，包括如何谈判，从哪里谈判开始，谈判进行当中该应对的在国际上该做什么应对，他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做了个应当说是一个相当严密的部署。 袁世凯为抵制二十一条曾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采取了种种手段，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最后迫于日本的武力威胁，不得不妥协，不得不接受。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抵制和斗争，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对二十一条逐条进行批示，鲜明地表达了他的态度 指示外交部对日本提出来的《二十一条》的文本要逐号的谈判，逐条的谈判，不要一揽子谈判，逐条解决。 比如第一号关于山东问题：第一款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对中国政府享用一切权利利益让于等处分，概行承认。袁世凯批：青岛声明交还，中国应在此内声明，一切办法，应按德人一律（袁世凯的批示以红字标出）；第三款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袁世凯批：由我自造，如借款俟第一条实行后可先尽日本商议。第二号关于南满和东部蒙古问题。第一款，日本提出将南满铁路和安奉铁路期限展至99年。袁世凯批示：与俄原定期无99年之久，展期至多照原定期，不能超越……第七款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国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期。袁世凯批：违背各约，且与日本承办大生阻力，应节去……第五号关于对中国的全面控制问题，如中国中央政府须聘请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日合办警察等。袁世凯批：此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开议。（指示外交部“内容里面不管是哪一号、那一条牵涉到领土主权和国家主权进行交涉，可以有所权衡。但是牵涉到日本在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些事就是主权问题不能谈”。）日置益递交二十一条的次日，即1915年1月19日，袁世凯以极其愤怒的语气对其日本军事顾问坂西说：“日本国本应以中国为平等之友邦相互往还，缘何动辄视中国如狗彘或奴隶？如昨日日置公使所提出之各项要求条件，我国固愿尽可能予以让步，然而不可能之事就是不可能，毫无办法。”袁世凯接收日置益递交二十一条的当天晚上到21日，连续几天召开重要人物参加的会议，商量对策。“日本所提条款，其苛刻程度，几可与当年对待朝鲜比拟，今形势既难完全拒绝，如何使主权各项，避免与议。”会议决定以谈判的方式维护主权之少丧失。以袁世凯的秘书身份参加这一会议的顾维钧先生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二十一条对中国犹如晴天霹雳，政府内部立即陷入紧张状态，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对付日本的这一特殊要求。袁世凯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他不仅深知中国的贫弱，也洞悉日本帝国的扩张政策。他立即决定答应与日本举行谈判。 由此可见，袁世凯对二十一条是有着深刻的认识和鲜明的政治态度的。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批示，是中国谈判代表与日本谈判的指导性意见。中国代表遵从袁世凯的意见，与日本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恪遵总统批示，决不越出批示范围”。 拟定了与日本谈判的方针和策略。 在中日两国的谈判中，日本要求从速从快，尽快达成协议，以免列强干涉。袁世凯拟定的方针是拖延谈判，拖的时间越长越好，以挣得时间，所以从一月份到五月份，前后三四个月，这样有一个运筹转换的时间，也同时有一个引起国际注意的时间，希望这个重大的日本扩大在中国的侵略引起西方各国的注意，涉及到西方各国权益的国家，对这一重大事件进行国际的干涉。为了指挥谈判的进展，为了拖延时间，他调整了外交部，更换了外交部长，以陆征祥取代孙宝琦。而陆征祥则以对案件需要进行研究为借口，拖延中日开议的时间。陆征祥1月28日到任，29日拜会北京公使团，30日正式到部视事，直至2月2日中日双方才开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