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史.ppt

4、1938年,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组织滇西考察团,其中有李景汉、江应梁等学者,其综合考察报告中,民族学方面的内容占了大部分篇幅。同年冬,云南省政府组织人员调查普洱、思茅傣族聚居地区的社会状况,事后,调查成员姚荷生写成了《水摆夷风土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938年,教育部组织了拉卜楞藏族巡回施教团,四川省建设厅组织了西北垦区调查队和西南垦区调查队,四川省政府组织了松(潘)理(番)茂(县)边区施教团。 1939年,教育部组织了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对云南、贵州、广西开展调查。同年,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对四川和西康进行调查,后来送交了视察报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川康建设方案》(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7729卷)。 1940年夏,四川省政府组织了四川边区施教团,以柯象峰、徐益棠担任正副团长,他们的考察研究成果汇编成《雷马屏峨纪略》, 1941年7月由四川省教育厅出版。 1941年夏,国民政府行政院派遣康昌旅行团和青康考察团对西康进行调查,康昌旅行团成员朱契写成了《康昌考察记》大时代书局1942年版)。中央大学地理系受国民政府行政院水利委员会的委托,考察西北地区的水利和移民垦殖等问题,重点调查甘肃和新疆等地,事后发表了许多著作,丁实存还整理出版了《新疆书目》。 5、 在政府开展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同时,学术机构和团体也在西部地区积极开展调查研究。 1938年,吴文藻利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建立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这个机构后来搬迁到昆明近郊呈贡的一个古建筑“魁星阁”,因此人们称这一机构为“魁阁”。先由吴文藻先生负责, 1940年后由费孝通接任站长,先后有张之毅、田汝康、谷苞、史国衡、林耀华、李有义、许烺光等人在此工作。 抗战时期,魁阁学者选择云南禄劝、易门、玉溪、呈贡、大理西镇(又称喜洲)、个旧等地开展调查,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费孝通先生与张之毅先生合著的《云南三村》、许烺光的《祖荫下》、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和《内地女工》、胡庆钧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史国衡的《昆厂劳工》和《个旧矿工》是代表作。其中《云南三村》是费孝通学术生涯的点睛之笔,正如他自己所说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还可以说一直到80年代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中间贯穿着一条理论的线索。 《云南三村》是处在这条线索的重要环节上,而且在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为我在80年代的小城镇研究开辟了道路”。 费孝通抗战胜利后总结以往研究成果,出版了《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和《皇权与绅权.等著作。 许烺光的《祖荫下》,其影响力与《江村经济》、《金翼》和《山东台头》不相上下,在国外人类学界引起巨大反响。 6、云南大学还建立了方国瑜等人参加的西南文化研究室,先后出版了方国瑜的《滇西边区考察记》、徐嘉瑞的《云南农村戏曲史》和《大理古代文化史》、张印堂的《滇西经济地理》、方树梅的《明清滇人著述书目》、李田意的《缅甸史纲》、李拂一的《泐史》和《车里宣慰世系考订稿》等11种有关西南民族文化的丛书。 1938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及中华平民教育基金会在贵州定番合办定番乡政学院,以定番为实验县,试图对当地少数民族做详细调查,但是未见调查报告发表。 1939年,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苗族考察团先后到贵州考察。1940~1942年,中央研究院又派李桂芳、吴定良到贵州调查苗族和仲家的语言,测量体质。对贵州调查研究规模较大的是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大夏大学许多教授,如吴泽霖、陈国钧、张少微等曾协助政府对境内少数民族进行调查。1939年春,内政部委托大夏大学调查安顺、定番、炉山(今贵州凯里)等县,最后编成《安顺县苗夷调查报告书》、《定番县苗夷调查报告书》、《炉山县苗夷调查报告书》3种,每种约20万字。 1940年春,贵州省政府组织边远农村工作宣传团,贵州省民政厅委托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派人参加,调查各县的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经过5个月调查,最终向民政厅上报了调查报告。 抗战时期,登载人类学文章的刊物增加,除了《民族学研究集刊》外,还有《人类学集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 同时,在大后方兴起了“边疆学”和“边政学”,出版了一批与边疆有关的刊物,较著名的有蒙藏委员会编辑出版的《边政公论》、《边疆通讯》、《蒙藏月报》。中国边疆学会出版有《中国边疆》、《边疆月刊》、《边疆周刊》。中国民族学会(成都)编辑了《西南边疆》、《边疆研究周刊》,还有《边疆人文》、《边事研究》、《边疆》、《边疆研究通讯》和《西南边疆》等。这些刊物也登载人类学民族学的调查报告,这一时期出版的人类学、边疆研究、少数民族研究的定期刊物有近30种。 抗战及战后,西部地区的人类学调查研究盛极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