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民族伦理根基的差异之比较.docVIP

中日民族伦理根基差异之比较宋绍柱 张明： 作者：宋绍柱 张明　阅读：256 次　时间：2008-9-18　来源：《世界民族》2008年第4期 血亲社会下的“慈孝”与集团社会下的“礼忠”——?中日民族伦理根基差异之比较 ??宋绍柱??????张明 内容提要：“慈孝”与“礼忠”分别奠定了中日民族各自的伦理根基。“慈孝”的伦理精神内核主要是“仁爱”，而“礼忠”主要是“义理”。“慈孝”的道德情感表达特征主要是“推己及人”、扩散性、辐射性，而“礼忠”主要为“内外差异”、集中性、排外性。“慈孝”社会下人伦关系模式主要是“纵横式关系网”，而“礼忠”社会下主要为“纵式关系链”。“慈孝”下的道德评价标准主要是看是否“仁”，而“礼忠”下主要看是否“忠”。“慈孝”下的中华民族侧重追求“和谐”，而“礼忠”下的日本民族侧重追求“超越”。 关键词：慈孝????礼忠??????中日民族?????伦理根基????中国传统伦理德目中，“慈孝”与“礼忠”原是两对相应的父子、主从之间的伦理关系及伦常要求。《礼记?礼运》中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论语?八佾》中载：“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综合分析中日两个民族的文化渊源，从特定的角度看，中华民族的伦理根基主要是在“慈孝”基础上繁育起来的，而日本民族的伦理根基主要是在吸收改造中国的“礼忠”的基础上培植起来的。一、血亲社会下的“慈孝”：中华民族的伦理根基“慈”的观念是随着人类的产生，在人的自然本能基础上产生和完善的；而“孝”的观念则是夏商周三代，随着传统家族制的父系家长制的形成而确立的。其中“孝”在后来逐步发展成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柱。“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至于慈”[1]，“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2]，从中可以看出在先秦时代，父子伦理间的“慈孝”是双向的。但由于父母对子女的慈爱很大程度上是人本能自为的，所以逐步在“慈孝”的双向要求中退居次要地位。“孝”成为亲子关系的基本道德准则。后来封建统治阶层为了引出“君为臣纲”的政治律令，在汉代把双向互为的“父慈子孝”变成“父为子纲”。“孝”在中国传统的伦理中地位凸显，“慈”在正统的伦理倡导中逐步淡化，但其作用并未消失。“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3]、“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惧而生孝矣”[4]，“慈”作为一种伦理要求一直潜在地起着维系亲子关系及其它伦理关系的作用。中国在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过程中，氏族关系没有彻底解体，血缘纽带得以延续，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组织在中国农业社会逐步确立，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亚细亚方式”[5]血亲社会。其社会结构与西方文明发祥地的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时代[6]不同，“古典的古代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而亚细亚的古代则是从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就是所谓的社稷”，“这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是，前者打碎了血缘家族的关系；‘家’和‘国’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而后者则与此相反，血缘家庭不仅始终未被打破，相反的它还是国家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家是国的基础”[7]。因为“慈”与“孝”是血亲社会伦理关系中重要的两个方面，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家族社会的血亲关系便深深地影响着传统国人的国家社稷观念。血亲下的“慈孝”之所以奠定了中华民族的伦理根基，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家族社会的血亲关系的本能使然。《孝经?开宗明义章》中载：“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以由生也”。“孝”成为众德行之本，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为古代中国民众所遵奉和践行。虽然“慈”在传统伦理体系中地位近乎没有凸显，但由于“慈在孝先”、“慈为孝源”，对“孝”的推崇正是对“慈”的最好肯定，由此也彰显出“慈德”的巨大价值。“慈孝”的精神在中国传统血亲社会人伦秩序中得以自然的拓展和推延，“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长则顺”[8]，“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9]。爱敬、恭顺的情感和慈爱、慈悲的同情心首先是从父母、兄弟和姐妹这些最亲近的人开始推延的，于是由“慈孝”衍生出的教化缓解着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弥合着彼此之间的人际关系；其二，统治者的人为推崇。家国同构的社会现实使统治者认识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民心的稳定巩固离不开家庭伦理关系的维护，由此历代统治者几乎都把推崇“父慈、子孝”作为重要伦理纲常教化民众，即家和国方能兴。《论语?为政》中载：“孝慈则忠”。统治者同时极端地推崇“孝”进而移于“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以移于君”[10]，发展到后来的“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11]，目的显而易见——通过对家庭伦理的推崇来论证自身统治的合理性。统治者对“慈孝”的肯定和推崇客观上也培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根基。由于血亲社会下“慈孝”伦理意识的长期熏陶，中国人的血缘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