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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的日中两国未来 北京大学/讲演内容--浅野胜人 我是日本人，名字叫浅野胜人。我知道，北京大学是世界一流综合学府。能够在北京大学出类拔萃的同学们面前讲演，对我来说乃是一生的最高荣耀。 作为日本人的我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一殊荣，我认为正是广大的中国朋友对我在日中邦交正常化40年来一直坚持致力于两国友好的认可。为此我感到无比高兴，此时此刻我站在这个讲坛上，感到非常荣幸。 首先，对于不久前日本发生的大地震，胡锦涛国家主席和中国各界人士从物质和精神上给予我们的热情援助和慰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下面，作个简单自我介绍。我今年73岁，曾任NHK—日本广播协会的政治记者、解说委员，后转入政界，到去年7月止曾先后当选众议院议员和参议院议员。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其间，还历任了防卫副大臣、外务副大臣、内阁官房副长官、自民党副干事长等多项职务。 同学们，你们是否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不管在哪个职位上都是“副”的。 在日语里“副”与“福”发音相同都读作（FUKU），日本有种习俗，即在立春的前一天人们一边口念“福留下，鬼出去”，一边撒豆子驱鬼。称带来幸运的人为“福星”。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因为北京大学出现了从日本来的“福星”。 “福星”通过长期的经历和体验，希望从日本人的角度对中国领导人的英明果断和卓越能力作些论述。同时，也希望把坚信亚太和平与稳定须要日中两国友好、和平与繁荣的日本领导人的信条传达给大家。我认为，请中国的年轻朋友们正确地了解过去的历史，不仅对日中关系，而且对亚洲的未来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日中关系的应有状态，那就是“日中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日中和，互利共赢；日中斗，两败俱伤。 这是温家宝总理2007年访日在日本国会讲演时所作的表述。我觉得这一理念也是中国历届领导人的基本方针。在具有相同政治哲学思想的日本政治家中，已故的大平正芳首相、铃木善幸首相可谓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特别是曾与周恩来总理多次会晤、彼此肝胆相照的大平正芳首相，在1979年12月全国政协礼堂的讲演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日中有责任以牢固的信赖为基础，按照各自的意愿和能力，建立有秩序的关系。日中关系不应该是排他性的----这是已故周恩来总理阁下再三提到过的。我也一贯坚持这一思想。” 大平首相还深情地回忆道，“当年，风格泰然自若的伟大思想家毛泽东主席阁下的神采和不知疲倦的超人般的政治家、中国人民敬爱的已故周恩来总理阁下的音容笑貌，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的确，当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的外国宾客中只限于一些国家元首和大国总理，而其他政治家则无缘受到单独会见。可是，却有3位外长有幸得到毛主席的接见。受到破格礼遇的3人，一位是法国的舒曼外长、一位是美国基辛格国务卿、再一位就是日本的大平正芳外相。 或许这足以证明，毛主席把日本摆在了与美国、法国同等重要的位置。 在铃木善幸首相会晤过的许多中国领导人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旗手、素有不倒翁之称的已故邓小平先生。铃木首相常常向我们这样评价邓小平先生，“与身材截然相反的伟人。和他之间，多么重要的事情都可以放心地去交谈。他是一位坚守诺言、心胸开阔的政治家。” 正如上述，日中双方的先哲们缔造的历史告诉我们，只要不懈地“学习历史，把握现在，面向未来”，那么相互信赖的基础就不会发生动摇。 我第一次访华是在1974年1月，当时为了采访和报道日中通航的日中航空协定谈判，作为NHK政治记者全程随行大平外相。 当时由于日本和中国之间没有通航，访问中国必须绕道香港，我记得，先在香港住了一晚，第二天从香港的终点站步行通过深圳河铁桥上的小窄道入境中国大陆。 深圳当时不过是个3万人口的半农半渔的村子，除了深圳火车站前矗立着区党委的二层木结构小楼外，周围都是农户的泥土房屋。但是，现在的深圳作为特区，转瞬之间发展成了高楼林立、名列中国前茅有着1400万人口的工商大都会。 昔日，早晚从北京饭店的窗口俯瞰长安街时，映入眼帘的是清一色如潮水般的自行车队伍，偶尔才看得到汽车不紧不慢地驶过。对于我讲的过去情况，现在中国的年轻朋友们也许难以置信吧。可是从那时起，仅仅过了38个春秋，中国的变化天翻地覆，令人惊讶、无法言表。 在赶往北京的漫漫途中，还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情。当时的行程安排是，从深圳坐火车到杭州，再从杭州搭乘中国政府调拨的螺旋桨飞机抵达北京。从杭州下火车到换乘飞机中间只有半个小时左右的自由时间，如果不抓住这点时间，就没机会给日本打电报报道大平代表团进入中国的消息了。所以，同行的记者们飞奔向附近的电报电话局，我也是这样向东京发出了第一篇稿子后，飞往北京的。 两天后的傍晚，公安人员敲开了我下榻北京饭店的房门，对我说，“请确认一下，在杭州是否丢了东西？”然后便从牛皮纸信封中取出一只圆珠笔交给我。那支笔是15日元买的，按当时汇率一元人民币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