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译-记忆法.docVIP

第十五届中外传记研究年会：“传记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Cross-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Auto/biographical Literatures: the 15th Annual Symposium Group 3: On Auto/biography 居所作为生命写作的两种形态 ——贝多芬与拉斯金故居之考察与比较 陈广琛 【论文提要】随着传记研究理论的不断发展，广义的生命写作（life writing）渐渐取代传统的、狭义的文字传记（biography），成为该领域研究的本体。“传记”由此不再限于文字；人的生命痕迹，可以通过各种形态留存于人间，在文字传记之外，从各种艺术品，到一个或有意、或无意布置的空间，乃至一个转瞬即逝的行为，都可以构成一种生命写作的形式。它们有时甚至比文字更加能够体现生命最本质的状态。这种研究思路也成为促进传记研究开拓其跨学科性的重要动力。 本论文选取两个名人的故居，讨论人如何将自己深层次的生命状态，投射于自然或人工的环境（topography）之中；而环境又是以何种方式，向后人保存和转述这种珍贵的、不可触摸的状态，从而成为一种生命的书写形式。通过这两个例子，本文亦尝试区分以空间为媒介的生命写作中的正反两种形态。 英国美学史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的故居Brantwood，通过悉心、刻意的构建，成了浓缩其核心的生命价值的象征，也是“正面”生命写作的典范。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海利根故居，则代表“反面”的生命写作：作为贝多芬众多临时居所之一，它基本上不存在主人公刻意的设计，简单得近乎一无所有。但像是一桩禅宗的公案，它把符号的写作等同于意义的擦除，而反过来以去除空间中的一切符号意义，让居者的生命状态得以自行显现。这两个案例可以在文学范畴之外，为我们考察传统传记捕捉传主个性的得与失，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系，同时拓展广义的生命写作的丰富多样性。 【作者简介】陈广琛，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在读博士生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崔瑞萍 【论文提要】碑铭文以“其序则传，其文则铭”的文体体制，在中国古代众多文体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后期，传记体碑文取代赞颂体碑文所带来的影响。 本文首先对碑铭概念及其在先秦至汉代之变化进行界定、梳理：早期的碑就是树立在宫室、宗庙以及墓穴的四角用来测量日影、拴祭祀用牲及牵绳下棺的竖石或木柱，具有明确的功用，也有严格规定，下棺用桩的不同代表了主人身份、地位、等级、官职的不同，尚处于原始的实用碑阶段,与后代的文字碑有实质性的区别。到西汉晚期出现了刻有文字的碑。东汉时期，在统治者、贵族提倡与重视以及制碑技术、工具的发展等一系列前提下，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大量的墓碑，而且衍生出记事、颂德、刻经、祭神等多重功用的各种碑刻，碑铭开始混用。 其次，汉代碑铭文兴盛的背景与原因分析。 第三，碑铭文的分类与文体体制： 碑铭文的分类大致如叶昌炽《语石》卷三所云:“立碑之例,厥有四端:一曰述德崇圣嘉贤表忠旌孝,稚子石阙,鲜于里门，以逮郡邑长吏之德政碑是也;一曰铭功:东巡刻石,登岱勒崇,述圣,纪功,中兴,睿德,以逮边庭诸将之纪功碑是也；一曰记事：灵台经始,斯干落成,自庙学营缮,以逮二氏之宫是也;一曰纂言:官私文书,古今格论,自朝廷涣号,以逮词人之作是也。”据此，笔者以为，大可将其简单划分为两类：碑传文和碑记文。 碑铭文文体体制：刘勰《文心雕龙》：“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材，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 第四：汉代碑铭文变体、破体表现及原因分析： 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 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 碑铭形制变化影响所至，东汉后期传记体碑文取代赞颂体碑文，碑文的公共性色彩减弱，个人化色彩增强，文学抒情性也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关键词】碑铭序 变体 破体 【作者简介】崔瑞萍，女，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2008届文学博士，专业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导师徐公持研究员。目前为国家图书馆与南开大学联合招收博士后工作站工作人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导师为国家图书馆詹福瑞教授与南开大学陈洪教授。 参与项目及成果： 目前本人参与的科研项目及取得的成果如下： 1.论文：本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汕头大学学报》、《文献》等刊物发表《试论两汉时期围绕屈原及离骚产生的序体文学作品》、《劳氏碎金失收劳权题跋辑补》等学术论文数篇。 2.参与科研： （1）参与导师詹福瑞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