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清末元戎重臣与洋务大吏.docVIP

张之洞时至二十世纪中叶，毛泽东（1893—1976）在论及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时还特别强调：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学界泰斗陈寅恪（1890—1969） 在三十年代则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足见今人或者不时感受到张氏的遗泽，或者难以摆脱这位“文襄公”的思想轨范。张之洞(1837—1909)，字香涛，又字孝达，晚年自号抱冰老人谥文襄，直隶河北南皮人。出生封建官僚家庭。“少有大略，务博览为辞章，记颂绝人。”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十三岁为秀才，十六岁考中头名举人，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六岁的张之洞又考中一甲三名进士（探花〕，被授予翰林院编修。这是一份颇令士子歆羡的履历。相对于万千皓首穷经，亟亟科场功名而终生不可得者， 之洞无疑是幸运者，可谓少年得志，因而荣膺对誉：“近日科名之早者，盛推南皮张香涛”。同治六年（1867年）起，他先后出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学政所取士多俊才，游其门者，皆私自喜得为学涂径。后调朝廷任司经局洗马等职。饱读经书和长期的翰林生涯使早期的张之洞成为一个标准的封建文人、封建官僚。在他身上浸透着恪守祖训的陈旧政治品性。后张之洞历任翰林院编修、教习、侍读、侍讲学士及内阁学士等职。其间为清流派重要成员，与张佩纶、黄体芳、宝廷、陈宝琛、吴大澄、张观准、刘恩溥、吴可读、邓承修、何金寿等人一起，放言高论，纠弹时政，抨击奕、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有“四谏”、“六君子”、“十朋”之称。80年代以前是这样一个人物。 张之洞以文儒致清要，遇事敢为大言。沙皇俄国对我国西部边疆久怀觊觎之心。同治十年（1871 年），新疆发生回民举事，英国卵翼下的中亚浩罕王阿古柏（？—1877）乘机进占乌鲁木齐及吐鲁番一带。沙俄趁新疆动乱局势，拉拢阿古柏，并出兵占领伊犁九城（惠远、惠宁、绥定、广仁、熙春、宁远、拱宸、瞻德、塔尔奇）地区，谎称“只以新疆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后，当即交还。”清政府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于光绪三年（1877 年）平息回民起义，剿灭阿古柏。但沙俄自食其言，拒不归还伊犁。次年，清政府派崇厚（1826—1893）出使沙俄，谈判归还伊犁问题。当时张之洞就曾代张佩纶草疏，建议崇厚出使之前先赴新疆实地考察，并与左宗棠定议，然后赴俄，方为适宜。但“疏人不省”，未获效果。 　　崇厚不懂外交常识，又不了解新疆边境形势，在沙俄的胁迫和愚弄下，不经请示清政府，于光绪五年（1879 年）在克里米亚半岛里瓦几亚擅自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签订《里瓦几亚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中国仅收回伊犁孤城一座，却要割让伊犁周围大片领土，赔款五百万卢布（折银二百八十万两），并对俄开放三条商路，许俄于天山南北路免税通商。更莫名其妙的是，条约定后，电报总理衙门，崇厚竟不待复电，径自回国。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不惟清流中入竞相抨击，就是一般官吏，也对这一既丧权辱国，且不合外交惯例的签约之举大表不满。惟有李鸿章袒护崇厚：“此次崇厚出使，系奉旨授与全权便宜行事之谕，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 　　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李还主张承认既成事实：“崇厚所定俄约，行之虽有后患。若不免行，后患更亟。”清流派一向反对李鸿章的妥协外交，此次当然更不依不饶。张之洞与张佩纶、陈宝深等屡屡磋商对策，上奏朝廷。据陈宝琛回忆： 自俄起事，公（指张之洞—引注）及张幼樵侍讲与余三人，累疏陈言，各明一义。公构思稍迟，侍讲下笔最速。三人不分畛域，或公口占而侍讲属草，或两公属草而余具奏，或余未便再言而疏草由两公具奏。光绪五年（1879 年）底至光绪六年（1880 年）一年多时间，之洞为中俄条约问题前后上疏二十余次。在《熟权俄约利害折》中，之洞陈明条约严重损害国家经济利益、政治主权和军事安全，“不可许者十”，“俄人索之，可谓至贪至横，崇厚允之，可谓至谬至愚”。针对“人人知其不可，所以不敢公言改议者，诚恐一经变约或招衅端”的恐俄心理，之洞坚定不移地指出，“必改此议，不能无事”；然而“不改此议，不可为国！”他提出改议之道有四：计决；气盛；理长；谋定。　　“计决”，请求立诛崇厚，“治使臣之罪即可杜俄人之口”。 　　“气盛”，将条约之不公平布告中外，“明谕边臣整备以侍”，鼓舞民气。 　　“理长”，暂缓收回伊犁，“索伊犁而尽拂其请则曲在我，置伊犁而仍肄责言则曲在俄”。 　　“谋定”，急修武备，于新疆、吉林、天津三路设防，必要时不惜与沙俄一战。 　　最后，张之洞总结道：“要之武备者，改议宜修，不改议亦宜修，伊犁者，改议宜缓，不改议亦宜缓，崇厚者，改议宜诛，不改议亦宜诛”。此奏呈上，两宫皇太后随即召见之洞，面询对策，特许其随时可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策，以备咨询。 　　迫于舆论的强大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