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论文.docVIP

初二体育与健康课时计划 初二体育与健康课时计划 初二体育与健康课时计划 初二体育与健康课时计划 从徐志摩的人生发展经历看其诗歌创作艺术风格的变化 绪 言 作为贯穿“新月派”前后期重镇的主要代表人物，徐志摩热烈追求“爱”、“自由”与“美”⑴，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他那活泼好动、潇洒空灵的个性与其不受羁绊的才华和谐之统一，形成了徐志摩诗特有的飞动飘逸的艺术风格。但是“……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于说梦的!⑵”??因此，我们认为，研究徐志摩的诗歌，最好还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逐一进行具体分析，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不要以偏概全，犯了“捧杀”和“骂杀”的旧疾。 徐志摩不仅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诗坛上一位很有声望的诗人，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传奇人物：他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曾向港英当局举报并最终破获了一起毒品走私案件；他痛恨黑暗腐朽的社会，同情人民遭受的苦难，却找不到出路，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他赞美列宁，认为“他的精神竟可以说是弥漫在宇宙间，至少在近百年内是不会消灭的”，但又声称“我不希望他的主义传布。我怕他。……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欢呼升起在冬宫的红旗，讴歌“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志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但是转而，他又抨击十月革命，呼吁“青年人，不要轻易讴歌俄国革命，要知道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有俄国人的英雄性才能忍耐到今天这日子的。⑶” 徐志摩思想上的矛盾，导致了他的诗作形成了多种风格。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为此争论不休，因为毁誉双方都能从他的作品中找到许多证据。由此可见，在徐志摩的一生中，其思想是极其复杂的。而这种复杂，正是其人生发展经历的外在表现。 一 徐志摩出身富豪，后又长期接受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教育，并且先后留学过美国和英国。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繁华的物质生活，上流阶层富有闲散的生活景况，英国浪漫主义、印象主义、唯美主义的文学作品，这些都给年轻的徐志摩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的关于“新的政治、新的人生”的理想，正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混合物。理想的狂热触发了他创作的欲望，“诗情真有些象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在《婴儿》里，寄托着他的政治理想，《为要寻一个明星》、《我有一个恋爱》抒发了作者对这一理想执着的追求。以后，他在《诗刊·弁言》中阐述对诗的认识时说，“我们信诗是表现人类创造力的一个工具，与音乐与美术是同等性质的；我们信我们这民族这时期的精神解放和精神革命没有一部象样的诗式的表现是不完全的。⑷”也许正是抱着这种希求，同时受国内“五四”爱国运动浪潮的激荡，他满怀英国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挥一挥衣袖”，悄悄地告别使他深深眷恋的康桥，欣然登程返回祖国。 然而，“五四”之后的中国，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运动风起云涌，各种流派的文学社团大量产生，一方面是广大人民仍处于社会的底层，生活景况十分悲惨。由于徐志摩的政治理想与中国现实情况的矛盾，使其感到这理想有如一个梦。严酷的现实与诗人那玫瑰色的理想世界形成了尖锐的对峙。他失望、忧愤、痛心疾首，内心也不无悲凉。《先生！先生！》、《谁知道》、《灰色的人生》、《叫化活该》等一些作品就深切地记录了诗人这时的思想轨迹。他清楚地看到：“?可怜我快饿死了，发财的爷！”/大门内有欢笑，有红炉，有玉杯；/“可怜我快冻死了，有福的爷！”/大门外西北风笑说：“叫化活该！⑸”（《叫化活该》） 面对形容惨淡的底层民众，目睹人民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诗人精神感到十分压抑、愤懑。他要呐喊，要开放他的“宽阔的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蛮的大胆的骇人的新歌”，要鼓励读者“到民间去，听衰老的，病痛的，贫苦的，残毁的，受压迫的，烦闷的，奴服的，懦怯的，丑陋的，罪恶的，自杀的”“灵魂的呻吟”⑹。由于理想的狂热、爱的深沉，随之而来的失望的痛苦也就特别强烈。这使得徐志摩在直面人生，用“半干的墨水”移情寄慨时，总是同情多于批判，伤感多于愤怒，忧叹多于呐喊，颓唐多于昂奋，诗稿多呈“残破的花样”。在他眼里，“民族的破产，道德，政治，社会，宗教，文艺，一切都是破产了的。”绝望、残毁、荒唐、沉沦、惆怅、凄冷、徘徊、破碎这些字眼大量出现于他的笔下。他伤心“希望，不曾站稳，又毁了”；他诅咒“谁敢说人生有自由，星光在天外冷眼瞅，人生是浪花里的浮沤”⑺；他忽而高呼，要用“自剖的一把钢刀”，“劈去生活的余渣，为要生命的精华”，忽而又流露出厌世遁世的情绪，宣扬“一切的虚伪与虚荣与虚空”，都将“暴露在最后审判的威灵中”，“在主的跟前，爱是唯一的荣光”⑻。 散见于徐志摩诗集里的这